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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持续更新：民国珍稀史料系列之回忆录连载
文章提交者：论语1972.2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胡漢民政治生涯之一頁
作者：伯矢
胡漢民爲國民黨元老派之一，當辛亥革命光復之初，所謂民黨四都督者，胡氏其一也。在中山左右，人材輩出，而胡氏尤以沉著見著。民十三，中山在粵北伐之際，親自督師韶關，後方要務，概委胡氏留守辦理。十三年冬，中山北上，於是胡氏由留守而晉爲代帥之尊，在廣州大有中山第二之慨。此時中山左右人材，文有廖仲凱汪精衞張繼謝持等，武有許崇智楊希閔劉震寰等，而文武雙全者，有譚延闓等，而胡氏之能獨得代帥頭銜者，蓋在中山未北上前，胡既爲留守，總攬一切，中山北上以後，爲駕輕就熟計，自以胡氏代帥爲宜，如易其人，反易引起政治糾紛也。
但世事如白雲蒼狗，政治變化，亦猶是也。中山北上以後，未幾即病故北京，於是廣州政局，不能不發生變化矣。是時廣州軍隊東征雖獲勝利，而內部反側，逐漸抬頭，蓋楊希閔劉震寰之輩，本係投機軍閥，雖在國民黨旗幟之下，而實際對於國民黨主義，並無絲毫信仰。中山在日，尚可予此輩以人格感化，至少使他們還有所顧忌，但是中山逝世以後，他們就成了武鄉侯死後的魏延，開始叛變了。在楊劉肅清以後，國民政府成立，胡氏雖然不致如楊劉之被驅逐，而已失去了代帥之尊，降爲次等人物了。
廣州國民政府，係七月一日成立。汪精衞被推舉爲國府主席，照當時新規定的政治制度，國民政府主席是最高的行政長官，是一國的元首，其地位與中山生前所任之大元帥同。事前一般預料，以爲國民政府主席，必須胡漢民無疑，蓋胡氏既尊靠爲代帥，則主席一職，自然舍胡莫屬也。即退一步，縱使胡氏不能當選，亦決輪不到汪氏，蓋汪氏在黨，以清高見著，從不任政治要職，故一般人亦決不會想到元首之尊，由汪氏任之也。
胡氏在事前亦以爲主席一職，必可由其擔任無疑，但結果竟名落孫山，不僅主席之職不能得，且連五個國民政府常委中，亦不能得一席，僅得一與其性質不符之外交部長。此在胡氏，實屬意想不到。其實胡氏之不能當選，亦意中事。蓋胡氏本人，在黨內歷史雖深，但因其城府太深，爲一般同志所猜忌。中山在日，尚可駕馭胡氏，及中山逝世，胡氏既無實力，又不得同志信仰，自難獨據高位。當時最得同志擁護者，即廖仲凱氏，故廖氏實爲國府主席之最適當人物。但廖氏本人，雅不願就此，蓋廖氏注重實際工作，非徒好虛名者。胡氏既不得同志信仰，廖氏又不願出馬，故主席一職，乃爲汪精衞所得。
當國民政府成立之初，內部糾紛迭起，最重要者，即爲『廖胡交惡』。蓋當時國民政府主席雖屬汪精衞，但在政治上居最重要地位者，實爲廖仲凱。胡氏之被推爲外交部長，亦係廖氏之意。蓋胡係政治家而非外交家，胡氏生平未曾辦過一件外交案件，胡氏決非不知，廖氏之所以推胡任外長者，實欲暗示胡氏，自動去職也。
無如胡氏閱世甚深，胸中自有十萬甲兵，精知國府當局，不滿於己，而仍安之若素，歡然就外長戰，此事實出廖氏意外，但廖胡間之惡戚，因是日深矣。時胡氏不僅與廖交惡，與戴季陶尤若冰炭之不相容。胡戴交惡，尚在中山未死之時，故在十四年二月間，廣州中央即決定將戴季陶與汪精衞對調——時戴本任中央宣傳部長，汪本任中央上海執行部常委，爲解除胡戴衝突起見，故將戴調往上海。戴氏既不在粵，與胡氏自可避免直接衝突。唯廖胡之間，終因政見不同，感情益惡，未幾，而惠州會館之流血慘劇發生矣。
廖胡交惡，既如上述，唯此時廖氏頗有權力，胡氏對廖，亦莫可奈何也。時外報謠傳胡氏另有企圓，將不利於廣州當局，尤不利於廖氏，不久，廖仲凱即於八月二十日在越秀北路惠州會館中央黨部前被刺身死。與廖氏同時遇難者，尚有監察院委員陳秋霖，廖氏之被刺，顯然爲帝國主義及其工具之一種陰謀，而胡漢民之弟胡毅生，實爲主要兇首之一。其餘兇首朱卓文林直勉等，皆所謂胡系人物也。故當時胡氏實慮於嫌疑地位。
廖氏之被刺，與省港罷工有極大關係，蓋帝國主義以廖氏爲主持省港罷工之要人，故恨廖刺骨，胡毅生朱卓文之刺廖，雖有其本身的政治背景，而另一面實受帝國主義之嗾使。至胡氏本人，對於省港罷工，素持反對態度，在彼之意，以爲國民政府應盡力與國內反革命派搏鬥，不宜與帝國主義失和，換言之，胡氏此時，實抱不反對帝國主義主張，而對於廖氏之堅持省港罷工，尤爲不滿。胡氏既身爲外交部長，與香港政府關係，自覺密切，此與廖案亦不無相當關係也。
廖案發生以後，即證實胡弟毅生等實爲主謀，故胡氏頗不自安。廣州當軸，亦以胡氏處境艱苦，爲避免反革命起見，特請其赴黃埔長洲要塞司令部暫爲休息並派兵保護，以免不測。因此外間即謠傳胡氏被廣州當局扣留，羈禁於黃埔，實非事實也。胡氏雖在當局保護之下，安居長洲要塞司令部內，然於心究有不安，故呈請中央政治會議，要求出洋考察。中央政治會議立即核准，胡氏乃於廖案發生不久，悄然去國，作海外遊矣。
胡氏出洋考察，首至莫斯科。胡氏爲反共健將，對於蘇聯政制，自然表示不滿，而社會主義尤爲彼所反對，但既至俄境，環境如此，亦不容胡氏表示真實態度。故胡氏內心雖極力反共，而表面上不得不極力表示左傾，彼在莫斯科十月紀念日大會上演說，解釋國民黨之性質，中國國民黨之使命，在於完成由國民革命過渡到社會革命的工作。並說明三民主義革命之目的，與蘇聯十月革命原是一樣云云，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胡氏至莫斯科，其言論行動，已一反其原來主張矣。
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十五年一月一日在廣州舉行。時胡氏尚遠遊海外，不能參加。在大會上，關於胡漢民當選與否，頗費週折，大會中CP黨團，最初決定不選胡氏，但第三國際觀察胡氏在蘇聯言論行動，認爲十分左傾，故命令中國共產黨必須選胡氏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故大會選舉，結果胡氏得票不少，當選國民黨二屆中委。在第一次中央委員全體會議上，且被推任爲中央工人部長。此係譚平山所提出，蓋共党明知胡氏對工人運動工作，極不相宜，而必推彼爲工人部長者，實有深意在焉。
胡氏因避災而出洋考察，原定半年可以歸國，三月二十日中山艦案發生後，胡氏滿以爲可以返國矣，無如尚爲當局擋駕。直至十七年寧漢分裂之前夜，始有機會回國，寧漢分裂，南京國民政府正式成立後，胡氏始得復出任黨國要職焉。
——以上《胡漢民政治生涯之一頁》，首发于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出版之《現代史料》第二集（上海： 海天出版社）
*.*.*.* 2008-8-21 1:4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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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廖仲愷與胡漢民
文章提交者：论语1972.2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作者：楊新華
自從黃興與宋教仁相繼謝世以後，有一天，日人大塚毅問中山先生，國民黨內還有些什麽最著名的人才？孫中山以朱執信廖仲愷胡漢民三人對。特別是對於朱執信與廖仲愷尤爲誇獎。本來國民黨內，人才輩出，而孫中山獨提出這三個人來，不知者以爲咄咄怪事，其實這三個人，的確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可惜朱執信老早就死了，等到孫中山在鐵獅子胡同壽終正寢的時候，他所推重的三人才，已僅剩其二了。
被孫中山特別推重的廖仲愷，的確是一個了不起的人才。在國民黨諸領袖中，除老頭子自己外，要以他給我的印象爲最深刻。我覺得我對於他是有相當認識的。他有三個長處：第一，他是一位理財專家。他歷任國民黨的會計部長，對於經濟度支，支配極其得當，孫中山曾譽之爲天下的理財家。他不僅是善於理財，而且廉潔自守，掌了二十年財政，始終不妄用公家分文，一直到他被刺身死，他的住宅，還只是廣州百子路那所舊的小洋房，而且這還是他岳家送的；第二，他作事有魄力，有膽量，有決心，這在國民黨內諸領袖，只有奉化老總可以和他比擬；在黨外說，那只有袁項城有此長處了；第三，他的政治眼光很遠大，這一點，就是胡漢民朱執信也不及他，其餘的更不待說了。舉一個例來說，十三年國民黨的改組，是國民黨發展的基礙，而這次改組，以廖仲愷之功勞爲最大。
孫中山於廖胡兩人中，雖然對廖特別推重，但他在前方督師的時候，後方留守的要職，委胡而不委廖。他北上的時候，代帥的交椅，授胡而不授廖。不知者以爲廖不如胡，其實中山自己是詳細知道。曾有一位心腹同志（這是我的朋友姑隱其名）去問他，何以不推重廖而推重胡？他說：我如果把大權交給胡，廖可以服從；如果把大權交給了廖，則胡一定不服，廣州從此多事矣。因這兩句話，就可以使我們知道廖胡之爲人了。
但中山死了以後，廣州的大權，落入鮑羅廷手中，既不屬於胡，亦不屬於廖，不過在事實上，廖比較尚握有重權，胡則僅一空洞之外交部長及中央黨部之工人部長而已。他既非外交人才，更不善於作工人運動，這不過鮑羅廷和他開開玩笑而已。廖則以黨代表及財政部長之尊嚴，儼然爲廣州新政府之中心矣。本來在官位上是廖不如胡，至此反胡不如廖矣。胡漢民非肯屈居人下者，此中山在日，早已洞若觀火，中山既死，漢民失勢，豈肯罷休？故廣州從此多事矣。中山遠見，誠可佩也！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廖仲愷氏在廣州惠州會館（中央黨部）前被暴徒刺殺了。這對於廣州新政府是一個極大的打擊。因爲那時的廖仲愷，雖非政府元首，但因其手握軍政黨財四大權，其重要實堪元首。廖仲愷之被刺，其背景顯然是帝國主義及廣州的失意官僚，因爲廖仲愷那時領導省港罷工，努力反帝運動，致招香港帝國主義之大忌，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至於廣州的失意官僚，尤其是直接的兇手，因爲廖仲愷銳意改革政治，提出軍政財三權的統一，使一般封建割據者及貪污者大起恐慌，而那些曾經做過都督元帥的要人，本來不把如老廖這些人放在眼裹，如今跟著自己反而失勢，彼人如此得意，自然要妬火中燒，恨不能引刀而一快了。
其實當時暴徒要暗殺的人不只是一個廖仲愷，一共是四個人，除廖仲愷外，計有軍官學校校長蔣介石，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衞，高等顧問鮑羅廷。在此諸人中，暴徒尤其注意，必欲得而甘心的，是廖仲愷與蔣介石，但蔣身爲軍事領袖，警衞森嚴，而且他常住黄埔，不常來省行刺非易，所以廖仲愷就不幸首先做了犧牲了。
兇手究竟是誰呢？說是香港總督，又未免空洞，後來一打聽，主要的兇手是胡毅生，這位胡先生，就是開府廣州，榮任代帥的胡外交部長漢民先生的令弟，於是弄得我們這位外交部長也是嫌疑極重。因爲據兇手的供狀，不僅是胡毅生出錢主使的，而且此事還曾在外交部長公館中開過幾次秘密會議。事情發覺以後，胡毅生一溜煙跑到香港去託庇香港總督保護去了，可憐我們的胡代帥——不！錯了！胡外交部長，不能不暫時有屈在黃埔一個小房裏休息幾天。
東街事發，五羊城中，不能安身，胡毅生固早已一走了之，其餘的人物，也紛紛逃避。幸而我們胡老先生資格老，牌子老，雖然吃了一點眼前虧，究竟還沒有什麽了不起。好在奉化將軍尚念舊情，包魚顧問不爲已甚，於是我們這位外交部長，就有機會出洋考察去了，有詩爲證：
何物廖仲愷，一死何足奇？
恨我觸霉頭，主席未到手。
兩把爛交椅。一雙空頭銜。
兇手原非我。牽來黃埔居；
淡茶並粗飯，儼然待囚徒。
威風今何在？想起好傷心！
幸得有機會，出洋考察去；
他日若得志，不忘報今仇！
——以上《廖仲愷與胡漢民》，首发于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出版之《現代史料》第二集（上海： 海天出版社）
*.*.*.* 2008-8-21 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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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城管执法六队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up
*.*.*.* 2008-8-21 5:3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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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對鮑羅廷、加倫之印象
文章提交者：论语1972.2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傅秉常 口述
鮑羅廷頭腦頗清楚，學識亦佳，能幹精悍，故獲中山先生之器重，且能左右國民黨內之政爭。彼嘗於美國芝加哥附近某校任講師，英語不惡，其夫人之英語則更流利。鮑羅廷於共黨之作爲未必全部贊同。寧漢分裂時，鮑在漢口，接印度人魯易（Roy）所傳達之第三國際命令，以爲時機成熟，中共可趁此取國民黨而代之。鮑頗不謂然，即將該命令擱置不理。旋魯易宣佈此事，眾人往詰鮑，鮑始勉強承認，且無法阻止中共之行動矣。蓋魯易爲第三國際中央委員，啣命來華指示機宜者，而鮑羅廷於第三國際中僅爲一名侯補中委，地位遠遜於魯易乜。後中共盲动天败，鮑亦被遣送返俄。史達林之所以尚能容忍鮑羅廷者，亦因念其於上述見解之正確也。關於鮑羅廷與第三國際代表之意見相左一事，乃哲生於事後告余者。
中山先生在世之日，鮑羅廷頗守本分。後來鮑權勢日隆，眾相趋附，鮑之態度遂漸改變。訪客名單分列兩表，一表爲不必通報，可隨時求見之客人，另一表所列則爲須先行預約始能見面者。汪精衛、陳公博、廖仲愷屬前者，卜道明爲鮑之翻譯。但鮑初抵廣州之日，不僅隨時接見賓客，旦時時來余寓處談天。
廣州時期，鮑羅廷常與余談論問題，且介紹余閱讀社會主義書籍。中山先生亦嘗囑余研讀經濟學之理論，如亨利喬治之著作及馬克斯資本論等。余對共產主義與蘇聯之有相當認識，日後且能負責對蘇外交者，多賴鮑羅廷於此等理論之引介。民國十七年余隨胡展堂西遊，過維也納，嘗三訪考茨基（Kautsky）。考氏爲馬克斯資本論之印行人，亦爲馬克斯主義之理論權威。因考氏爲猶太人，故與吾等談論馬克斯之餘，總不離猶太問題。鮑羅廷亦猶太人之入籍蘇俄者，於考氏所談問題亦熟嫻。鲍於有關社會主義之各派理論均頗通曉，人極聰明，學識亦優，故能操縱一時之政局。
鮑羅廷返俄後，即未作積極之政治活動。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余偕孫哲生首次訪俄，當時統治正嚴，訪問頗爲困難，然尚得獲准晤見鮑羅廷於其主持之英文日報報館中。見面未久，鮑即泫然淚下，曰：「他人容有誤解，傅君相知素深，予深愛中國，切望中國成功。今日之局面如此，誠非始料所及也。」餘深信此爲由衷之言。後復得數度晤面，蘇聯對外文化協會歷次款宴吾等，鮑均列席作陪，而始終未見其夫人。余乃向彼探詢，鮑謂其夫人較爲顯赫，擔任外國語文教育會之主席，全國各級學校之外國語文教學均歸其策劃。因職務重要，故遠居市郊，不許與外人多所接觸。
余出任駐蘇大使期内，鮑曾造訪使館一、二次。其它外國使館，鮑絕不涉足。鮑所編英文日報（Moscow Daily
News）爲對外宣傳性質之小報，莫斯科街頭不易見到。大戰期間每週僅出刊兩張。美國歸人Anna Lewis
Strong助鮑編輯，爲共黨同路人，到過延安，有若干英文著作。史達林去世前一年，鮑羅廷方去世。
鮑羅廷喜爱中國服裝，在廣州時，夏日僅衣一襲黑烤綢短衫褲，且常稱道中國布鞋之舒適。共黨之組織實極嚴密，講究紀律。討伐劉楊之役，哲生、展堂與鮑羅廷均在軍中，同宿一室，夜深加倫尚來報告軍情。見鲍等起立作禮，始敢說話。鮑於各軍人，指示軍機，發佈命令，亦不稍讓。
加倫爲一典型軍人，絕口不談政治。彼爲砲兵出身，喜親自操作。討伐劉楊之役，加倫親臨砲兵陣地測量、指揮。余初次訪俄之際，尚晤及加倫。彼時易名白魯傑（Blutcher），爲蘇聯遠東紅軍總司令，適逢黨代表大會，彼以中委身分赴莫斯科開會，與吾等把晤，然已不敢多談。此爲一九三八年正月之事。三月哲生偕余赴英，五月返俄，則彼已以受戮聞。哲生面詢史達林，史並不否認，謂其好女色，受日本女諜之誘惑而洩露軍事機密也。
余在廣州，原負責對英交涉，以後因職務關係，始與鮑羅廷時有接觸。鮑來華前之情形，余知之不多。第三國際當局大約因其英語流暢，故派遣來華工作。來華以後，陳友仁與之接觸較多。鮑羅廷爲猶太後裔之俄人，在美國受高等教育，並不漂亮，但絕頂聰明，手腕極靈活。有一次竟謂余曰：「君何必時時戒懼共產黨？此間如果有一個半共黨分子，則余爲一人，君爲半人。」鮑羅廷之判斷敏銳，處事細密，均爲不可多得者。與之商討任何問題，均能當機立斷，迅速獲一結論，而此結論輒甚妥密而精到。
——以上《對鮑羅廷、加倫之印象》，首发于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初版之《傅秉常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
——附注：傅秉常(1896-1965)，廣東南海人。香港大學畢業。早年曾任職上海滬杭鐵路局，後轉任伍廷芳先生秘書，受其影響而開始外交生涯。廣州護法軍政府時期，及非常大總統時期，均追隨孫中山參與機要，主持交涉。南京中央政府時期，任中華民國首屆立法委員，於民法、海商法及「五五」憲草之草擬修訂，貢獻極大。抗戰期間，蔣中正先生兼長外交部，先生任次長，實際負責部務。1942年奉使蘇俄，擔任大使，及中蘇斷交，方下旗離俄，息影巴黎。1957年應邀返國，擔任國策顧問，旋任司法院副院長。著有《最新六法全書》。
*.*.*.* 2008-8-21 15:3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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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白 瑜： 我亦谈谈鲍罗廷
文章提交者：论语1972.2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民國十四年秋末，由國民政府在廣州招考的留俄中山大學學生一百五十，與三個軍官學校各十名。先有約半數在赴俄途中，掀起了激烈的國、共兩黨之爭，餘留廣州先設補習班。並有留俄學生管理委員會的設置，採學生自治制，暗中一切出自鮑羅廷的安排。鮑氏第一次到班授課（著中國長袍，儼然學者模樣），由張太雷口譯，講到帝國主義的定義，輪到問我那一國家為其先鋒，我對以西班牙。他又問我何所據，我舉國立東南大學教授社會學劉靜波老師所著上海商務印館出版的「大國家主義」以對。此非共黨書籍，他表示詫異，並說尚未見到此書。
有一次我代表管理委員會訪鮑氏接洽赴俄事，他又問到劉老師的著作，他對北大的教學情形已很熟悉，而對南京東大很想了解。我想他是有心人，不願對他多談國內事，以只在該校讀書一年為辭，他留我隨便談談，仍由張太雷口譯，另由女秘書筆記。他明知我是反共，也許因此要和我多談談，我們談話的範圍很廣泛，我也強調了反共的理由。最後他問我學習的偏向，我說遵父命著重歷史，但入大學選擇政治、經濟系，父又囑至多重在政治。而鮑則勸我偏重經濟，但我以後的涉獵，決非他的影響，因為立場各異。
又一次，我往鮑公館交涉赴俄事，爭辯很大，鮑一味敷衍支吾。又要和我談起來，翻譯、紀錄如前。他竟問到湖南第一師範的教學情形，我說那時的老師，大多數對我國學術思想經過科舉的訓練，具有精深的研究，再往日本接受西洋的研究和教授方法者。比之當時有些國學較遜，逕而留學西洋的大學教授，（我在莫斯科，有北大某教授夫人告訴我，「現代評論」的周鯁生先生經常為她丈夫等人大改文章，）教書透徹多了。他搶說：「他們！尤其那些留日的，都是反動份子！」我說：「李大釗、陳獨秀也都反動嗎？」他笑了，乃扯到了毛澤東。我說此人必不得成正果，他又笑了。
至此汪精衛來訪，我辭出，他還為我介紹，汪笑笑說明我們認識，並囑我翌日下午三時往國民政府見他。我按時前往，由副官長湖南人席楚霖引至樓上小客廳相見。汪細詢關於留俄學生管理委員會情形，時屆臘月，汪開了一張萬元港幣等於現金的無記名支票給我轉同學每人百元，添製冬季服裝外，餘作管理委員會年節之用。我說冬季服裝大家還夠，他說買些參考書帶往俄國罷，我乃照收照轉。（我帶一大箱書去，被留在中大圖書館。）汪並對我再三叮嚀，有謂：「鮑某為人貌似儒者，心實奸詐。」此刻言猶在耳。但從此未再見汪，蓋以三月廿日案不久即發。至於我在國民黨內的私交朋友，改組派的老幹部中，為數很多。他們對鮑氏，多有接觸和認識，也必各有一番感想。
十五年三月廿日案被揭發之前，鮑羅廷在廣州，對青年學生固然另一副面孔，廣為結納，心存引誘。而對黨政幹部以至要人，則倨傲跋扈，目空一切。例如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他只是顧問身份列席，用供諮詢。然而開會必須委員們移樽就教，前往鮑的住宅（俗稱鮑公館顯赫不可一世），有失我國家體制，他倒滿不在乎。事後我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同班同學王某，曾任其翻譯（在廣州），他對我說，會議進行時，除李石曾、顧孟餘、宋子文發言，鮑氏靜聽外，其餘者，他充耳不聞，竟囑王不必翻譯。（共黨一切皆由鮑發號施令，更不在話下。）
三月廿日案發，鮑正返莫斯科述職，歸來後，張人傑（靜江）先生出任國民黨主席，政治委員會開會，已遷回中央黨部，其實兩者同在文德路斜對門，僅隔一條馬路。雖然當時青年人們，對靜江先生不利於行，必需用籐椅抬進抬出，乃至抬到會場，開會始終坐著，有些議論，加之共黨呼為「昏庸老朽」，然而大家對張此一舉措，無不歡欣鼓舞。鮑氏亦前倨後恭而屈服之。鮑氏返廣州後，我和已經粗通俄語現在臺灣的張民權學長，再往鮑公館接洽赴俄時，鮑氏出見，已不多談，事務上由其夫人出面週旋。只到我們赴俄臨行之前，再見鮑氏一面，全係禮貌細節，從此未再見面。
三月廿日案揭發期中，廣州東山，一片沉寂，不無戒嚴氣氛，鮑公館頓形門可羅雀（此時鮑已托故返俄）。某日下午我們同學數人，散步到俄國軍事顧問住宅區，在該案執行人季山加將軍公館門前，見到在臺病故的國大代表李樹聲同志，任新調的守衛排長，相視微笑。昔日類似租界地帶，景像不同了。我們留俄同學，原住東山許崇智的公館兩大宅，靜江先生來到，分住一棟，隔窗相望，大聲相聞。常見國民政府代主席譚延闓先生來訪，以後鮑羅廷也來拜訪靜江先生。蔣先生城內住對面廖公館鄰宅，譚、鮑也常出入。有時且聽張宅有聲外揚，尤其是周覺（柏年）先生來時，聲音更大，常罵鮑羅廷。
某日邵元沖來，與我路遇，帶我同入張宅，謁見張先生。他問我：「你說我是昏庸老朽嗎？」我不敢答。據他說，鮑氏氣燄，已經大減。且說：「無敵國外患者國桓亡，多媚外崇洋者國亦桓亡。我住法國很久，幸未失自尊心。好在我幼時讀了些中國古書。未見國學有根底者，一味崇洋媚外。其實留學生回國，再讀中國古書，更為透徹。你們赴俄求學，要明乎此！」當時諧聖吳稚暉先生在廣州，更有妙論，泛罵非共產黨員而捧鮑氏者為「鹹水妹」，罵他們不與洋人來往，就不過癮，即汪精衛亦不例外。稚老一生無私隙，外傳與汪難免，但屬少年故事，無傷大雅。我親聞稚老說過：「汪精衛的失敗，自與鮑羅廷週旋開始」，且深惜之。
三月廿日案由鮑安排，眾所週知。其如此如此，係阻礙北伐，深知北伐迅速，不利於共黨的控制。故早在兩粵就有分田之議，北伐至武漢，更大唱分田，製造紛亂，破壞統一。汪精衛太可悲了！未能燭照其奸，竟受鮑氏之迷，以至寧漢分裂，汪精衛、陳獨秀的聯合宣言，足見鮑謀略之險狠。三月廿日案揭發，廣州市平靜如常，民間對於蔣公，且有「聰明正直而一」之稱。
某日我到市區社仁坊，湘人聚會之處，湘軍副總司令陳嘉佑（護黃）先生，家住隔壁。芳二爹（陳原字護芳）從司令部回家，我隨老黨人劉伯倫（名況）、黃一歐往謁。芳二爹氣忿的說：「陳璧君那女人真潑辣，昨日蔣校長介石曾去訪汪，急著再去勸解，亦不讓見面。畏公說：『那婆娘（湖南土語）既不可以情感，亦不可以理喻，調停乏術。』畏公做了魯子敬，這一切皆中了鮑羅廷的陰謀，汪氏夫婦真是可惜。」其實芳二爹始終是個親汪的左傾人物，對鮑亦視為可怕，當年國民黨聯俄的賢者，對鮑皆存有戒心。
然終被共黨稱為左派而加以誣陷者多矣，如含冤莫伸的廖仲愷、徐謙，以下彼彼皆是，被誘惑的中國青年更是成千成萬，誠中國之大劫大難。而今自由世界混亂，惶惑不安之極，尚有洋人假和平、自由之名，想來臺灣作變相的鮑羅廷，效顰其幻夢。前車之鑑，有待記取。世上沒有那樣廉價的和平與自由，更不能靠洋人的施捨。
關於徐謙先生的犧牲，就我所知，曾有敘述。至於廖仲愷先生，我實晤教太少，只在民國十三年春夏匆匆見了兩面。第一次是有人介紹往謁，我報告在南洋一帶與共黨的不睦。惹起廖先生嚴厲的教訓，責我不明聯俄、容共真諦，其態度嚴峻而誠摯，令人敬畏，但我心服口不服，暫不登記黨籍，真太幼稚。第二次是在嶺南大學相遇，他從黃埔到此，囑我稍等，同汽艇返廣州市，重到中央黨部，再加教訓，且有安撫。問我何適，我答往南京讀書，又問我學什麼，我因敬重他的事功，衝口而出，也想學財政。蒙加指點，並介紹我翌日見中山先生，囑我再去見他，我見中山先生後，適他因公外出，從此未能再親教澤。
次年夏我返粵，過上海，報載廖先生被刺，悲憤不已。又在廣州將近一年，處處留心廖先生的德政懋績，更加欽仰。據我所知，他為了曾出面往日本與越飛開始接洽以及潛心執行聯俄事宜，加之言語逕通，不免與鮑羅廷最為接近。乃至對妻室兒女均不能露心跡，其苦心孤詣，誰能諒之！故有人除之而後快，其妻兒亦誤入共黨，是他死不瞑目的。對鮑來說，也算「我不殺伯仁，伯仁為我而死」，其實謂其「借刀殺人」，亦無不可。以鮑氏之陰險，焉能不知廖先生之忠黨愛國，除廖之計，只在遲早耳。後來鮑被斯達林囚死獄中，必曾問天。
廖先生具有政治家風範且是財經大師，甘乃光所著「先秦經濟思想史」，那時甘尚年輕，外間曾誤傳為廖遺稿。在重慶中央黨部時，我與甘常相晤談，曾問到廖先生種種，甘同意我的看法，誤指廖為共黨或赤色傀儡者，罪莫大焉。「先秦經濟思想史」一書，上海商務印書館名著之一，甘確得廖的細加指點，但非其遺稿。曾晤甘嶺南同學立委高廷梓兄閒談到此，據稱甘出自書香世澤，具有國學根底，治學勤勉，該書既得廖先生指點，可優為之。
甘為廖提攜的青年才俊。以師視廖，而未為鮑所迷，因其年齡比廖子承志長十幾歲，故能知廖先生遺志。即廖、蔣兩先生，對聯俄事有激辯，而始終合作無間，鮑羅廷亦嘆黔驢技窮。如廖不死，北伐之後，局面有所不同。至少上海金融，流氓幫會不能染指其間，形成尾大不掉之勢。以致淪陷之前，由某聞人口令一出，發動搶溝風潮，金融大亂，促成巨禍。鮑氏之為害我國，既深且遠。
中國之聯俄政策，勢逼處此，鮑羅廷之為患，則罄筆難書。鮑之生平簡略，蒙蘇俄問題專家關素質教授特自鮑氏女秘書Vera
Vladimirova的回憶錄、共產國際史、俄文百科全書摘要給我。茲照抄如下：
鮑於一八八四年生於白俄羅斯拉脫維亞的Vitebsk，祖籍猶太，家貧。一九○○年初參加當地社會民主工黨十九歲加入布爾什維克派，開始地下工作。一九○四年抵瑞士，奉列寧命令前往俄國。翌年在拉脫維亞首都加里參加革命。旋出席該黨在芬蘭召開的第一次代表會議，以及一九○六年在瑞典首都召開的統一代表大會。同年抵倫敦，在俄國移民中工作，始用鮑羅廷（Borodin）之名，原名Mikhail
Markovich黨內化名為Kirill。
一九○七年抵美國，住波士頓和芝加哥，創辦「美國工人」雜誌，此時與其夫人結婚。一九一八年七月回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一次大會。翌年初被派以蘇俄紅十字會代表名義前往紐約，負有政治和財務使命。嗣由美抵墨西哥，化名Brantwein，協助建立墨西哥共產黨，與印度共黨羅易已有來往。一九一九年末，出現在西班牙，翌年赴荷蘭阿姆斯特丹參加會議。一九二二年在英國被捕下獄，為期半年。
一九二三年七月由莫斯科赴廣州，九月到達。一九二七年武漢分共，七月底回莫斯科，供職塔斯社兼辦英文「莫斯科新聞」（Moscow
News）。一九四九年春天被捕，一九五二年死於獄中。鮑氏著作「中國問題」一書，未經出版。出版者，有英文編輯的「共黨國際」，和列寧的「左傾幼稚病」英譯本。
以上可概見鮑氏其人，在我的印像裡，比布爾什維克有些毒獸，較為像人，一向把他排在外長姬齊林、駐華大使加拉罕一類，由蔣夫人與其談話看來，尚不失為知識份子。鮑服從列寧個人，在國內原無派系之爭，比較與芮可夫（A﹒I﹒Roykov）接近（此人我見過，那時任人民委員會主席，好似克倫斯基一類人物，適合的革命行政首長，我心儀之，但早被史達林殺了。）鮑氏也算善於應付，武漢失敗回去，未即被殺，一切過失，推在陳獨秀身上了事，亦云幸矣。
十六年我回到南京，曾見London
Times載，丹麥駐俄大使訪問鮑氏，評論國民政府人物，推重李石曾、胡漢民、顧孟餘，對蔣先生也有批評，但稱其為「強人」。冬天，那曾為鮑氏翻譯的同學王某抵上海，告訴我，回國前見到鮑氏一次，鮑微露悔意，回憶到越飛保證遵守「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的諾言，足見鮑氏以老布爾什維克資格，返俄後還有一段比較自由的生活。據胡秋原兄說：一九三五年，彼在莫斯科曾見看鮑羅廷，生活頗舒適，且共同商議中蘇聯合抗日事。並向我國駐蘇大使館武官鄧文儀兄接洽，請轉呈中央。當年我們抗日目的相同，抗戰的時間，則與有些朋友有遲早之不同。而鮑氏則襲列寧故技，利用國難，發動對外戰爭，轉為對內戰爭，奪取政權。記得當年我們在倫敦，與李壽雍、韋從序、胡鈍俞、及其他在台諸兄，常談論此事。撫今追昔，不勝悽愴！
鮑氏在武漢的猖獗情形，據蔣公秘錄所言，陶希聖、羅貢華、胡秋原諸兄，皆親聞目睹其事。鮑氏在武漢，與印共羅易同是恪遵史達林命令，羅易以後為托派。總之鮑氏算一個喜弄奸詐的政客，卒以身殉，是蘇俄政治制度的必然結果。以後蘇俄暴政下的人物，必累世如此，區區鮑氏，又何足道哉！可是其危害中國，至為慘烈，殷鑑不遠。一個國家，引進外國學術接受外人諮詢，自無不可，築室道謀則可不必，聽其指使更不可也。
六十七年一月廿六日
——以上《我亦谈谈鲍罗廷》，首发于《传记文学》杂志总第192号(1978年)，本帖发布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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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在俄大使館之李大釗 【珍贵史料，仅供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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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國華
自共產黨在北方有組織有行動以來，李大釗就拋棄了他的公開職務，一向蟄居東交民巷俄國大使館，專門做CP工作，以革命爲他的職業，他的個人私生活，正與在上海靠租界庇身的陳獨秀是一樣，數年如一日，都是晝伏夜動，過極秘密的日子的，他一舉一動，軍閥當局對之，都異常注意。在國民軍未佔據北京以前，他是靠東交民巷鐵壁做保護自己的長城！
國民軍到來，他也依然是以俄大使館做他的安樂窩！雖然此時，他可以藉着馮玉祥的交情，掩護一切，穿起國民黨的外衣去活動，有人可替他保險，不會發生什麽意外，可是這是紅毛子和CP鐵的紀律不許可的。所以當國民軍和國民黨的要人先生們，靠了總理在天之光榮，在北京大擂大鼓大張旗鼓的時分，然而那可憐的倒楣又背時的李大釗，他依然還是在那陰沉沉的使館，過着他的異樣生活！既不敢抬頭，又不能伸腰，雖然表面上是比往日自由些，但吐氣揚眉決不是他的。
惟李大釗門下一般黨徒，所謂華北的共黨則大不然，他有的只是幼稚可笑的頭腦和短淺無一識的眼光，一見冒牌革命的馮家軍到了北京，他就以爲是他們的新時代到來，不管一切，左沖右突，驕氣所中，到處逼人！他們看不見鐵獅子執政府的五色旗，也瞧不起西山碧雲寺孫襯的青白黨徽，他們只老是望着俄大使館屋上的紅旗發着狂笑！的確，他們以爲馮玉祥，就是天上掉下來的革命救星。自國民軍到了北京後，他們青年共產黨是目無餘子，天不怕地不怕，什麽事都半公開的起來了，北大，師大，就是他們的運動場，俄大使館就是他們的駐足地，長頭髮和破皮鞋就是CP自身的標記。
天安門外每一次羣衆大會，每一次都是有無數的長頭髮破皮鞋的人混着在內的，任你走到那兒，前門大街，或南池子北池子，又或者各公寓的門首，只要你稍一留心，也就可以看見他們，這樣一批，那樣一夥，『洋車！上東交民巷大使館！』這就是他們來蹤去跡之所在。他們的活動是『秘密的公開！』他們和紅毛子的來往是『公開的秘密！』因此誰人都知道俄使館裏向所頑的把戲，因此誰都知道李大釗的安樂窩是築在俄使館！這裏所穩伏的就是後來安樂窩被抄家的悲哀！
國民軍退出北京後，一般長頭髮破皮鞋的共產黨，都慌了起來，除躋滿了俄使館，便逃的逃，跑的跑，李大釗當然是身價重大，不容易逃跑的，仍然還是留了在俄使館。他有一個老妻和兩個小女兒，及另一親眷，都是始終同他一塊兒的，俄使館表面是他的逆旅，實際就是他的老家，使館內的屋分東西兩院，東院是紅毛子加拉罕自己居住，西院便是李老頭兒一家數口的安樂窩。其餘閒雜的屋子，住着的就是那些長髮破鞋的CP青年。
西院的屋子甚寬敞，李氏老夫妻占的僅是獨立的一個小院落，大院落之一部，裏面設備周全，佈置亦甚妥貼，有臥房，有書室，有客廳，有洗澡間，客廳的裝飾很奇特，滿壁都張着鐮刀斧頭的小紅旗和各種俄文標語！客來，不論CP或國民黨的要人，照例的老李都是在這小客廳延見。（在國民軍的盛世，張溥泉，于右任，徐季龍諸要人，便是這小客廳的老客）書室中四面都放着書架，滿室都堆着俄文書報，中文文件，李老頭兒整天都在書城裏面踱着方步，他的賢妻則是老守臥房不出門的；每天三頓西餐，都由西崽恭而敬之送上，要是那些長頭髮破皮鞋的小同志不和老李拆爛污，張大帥的大兵不前來光顧，李家的小院落，那眞是萬分安全的安樂窩！
在俄使館的共產黨要人，除李大釗外，尚有一個趙士炎。趙士炎者，假名施英，就是聲譽次於李大釗華北共產黨的實際首領也。據說他是CP中一個很了不得的腳色！聰明，才智，能力，學問都在李大釗之上，他在共產黨的圈子裏有莫大的威名，可是外面却很少有人知道，當日在北方，他就是李大釗唯一的心腹，華北共產黨的靈魂，李大釗張國燾都十分敬愛他，加拉罕也看待他比陳獨秀還看得起，在俄使館中，別的CP同志對李大釗，都喊「李先生」，只有趙士炎才可以隨便稱李先生爲「守常」。不過他的身價並沒有李大釗那樣大，他除晚上在使館寄宿，白天老是在北京城內到處跑的。
李大釗夫人，是個十足的老太婆，小腳，包頭，蓝布大褂，樣子和一般江北縫窮婦差不多。實際她也是出身北方農家，凡是到過安樂窩的人，都不相信她就是李太太，常認爲是使館雇的老媽子。李夫人平日除到客廳吃飯外，是老不出臥房門的，可是她兩個寶貝似的女兒則大不像阿媽，都活潑玲瓏可愛，長女名「李興」，次女號「李晉」，老夫婦常呼爲「興兒」「晉兒」，那時倆小孩只十三四歲，在北京某附小念書，後來父親被害，她們及母親都由CP送往俄國，現在應該是長大成人了，（也有人說李夫人及次女沒有去國的，現在尚留北平戚家，不知是否。）
李大釗夫人，雖是那樣一個鄉下老太婆，可是他自已却是一個北方很罕見的漂亮的老頭子，我雖稱他老頭子，但他的年紀並不多大，貴庚約在陳獨秀與胡適之間。陳獨秀是個見着女人便愛的怪物，胡聖人也曾經在美國嘗試過女友嘴上的胭脂的，李大釗都在他們之上，可是他却不同陳胡那樣好色。據說他生平不談戀愛，在北大教書時，盡有找女人的許多好機會，他都在忙裏錯過，心甘情願把這些好機會讓人，他的私德是他一般友朋都不及的。
可是像他有他的嗜好，一生除略好杯中物外，頂愛的就是抽紙煙，幽默大家林語堂說：『提筆不吸紙煙，文章做不出，口裏不銜雪茄，心上便若有所失』李守常也是一樣，不怕在怎樣的繁忙中，他老先生手裏都是不離煙捲的。據他自己親口告訴人，他吸紙煙的大量，每天在三聽以上。他滿身都帶着香煙的氣息，兩手滿給紙煙燒的焦黑，這就是他的愛好中，被人發現的
一個奇跡，俄大使加拉罕，也是一個抽紙煙的大王，他和李大釗就是東兩兩院的癮君，兩人都在一起時，就是英雄遇英雄，雲煙繚繞，滿屋生霧，教人悶死！
紙煙大王李守常，也同外交大王陳友仁一樣，自小便有『美男子』的雅號，他的尊容是這般樣美的：一個豐富而漂亮的臉龐，常呈紅雲似的微笑，兩撇仁丹式的鬍子，襯出他的英武和莊嚴，一口流利的京腔，說話從容而有勁，態度溫存而敦厚，望之可親又可敬。他不似陳獨秀那樣怪氣，也不同譚平山那般平凡，他是北人南相具着汪精衞之才之美兼有廖仲愷不屈不撓的精神。爲人尤熱情，勇敗，有氣節，有操守，不同時下一般布爾塞維克者，燕趙自古本多悲歌慷慨之士，撇開其懷抱不取，李大釗迨其人也。
自五全到北伐，是中國共產黨的黃金時代，在這一時期，什麽CP的小癟三都得過意，揚過眉，只有不幸的李大釗，所謂共產大師者，却沒有享受過一點福。十五年七月蔣介石氏率國民革命軍出師長江，同時，張作霖亦稱大元帥於北京，不久，共黨倚若華北長城的李大釗，遂爲張作霖所捕殺，一時慘耗所播，舉世震驚，津滬各帝國主義的報紙，亦多評爲思想界之損失。且此時北方之政府，視國民黨與共產黨爲一，因此國民黨要人如路友于高仁山之流亦在內，指戈北向，大有誓倒黃龍之概，北平可得詳言者如次：
先是十五年春國民軍退出京津，北京重歸軍閥政府統治，反動惡勢日盛，革命大受摧殘，青年學生，大學教授，因「赤化」「共產」嫌疑而被捕殺者，日必數起，京塵險惡，人人自危。當橫暴未到來之前，人心浮動，變故時生，國民黨的要人（如李石曾，顧孟余，張繼等）左傾教授學者（如魯迅，周作人，陳啟修等）知大難之到來，都跑去一空。共產黨人，見機者亦多冒險逃避，如趙士炎張國燾郝光復逃往上海，惟李大釗，因成名太大之故，無法脫逃，其實也是他的責任不容他逃避，不得已仍留居那大難在前的危城中，日夕愁苦，但初猶以爲北洋軍閥素受帝國主義者所豢養，身居使館重地，或可以藉辛丑合約東交民巷的鐵扉，保護萬一。詎知後來事乃大謬不然，北伐勝利，全國狂歡，革命空氣一緊，俄國大使館被指爲赤化策源地，已成爲軍閥帝國主義衆矢之的，遂有張大帥派軍警搜查俄使館之事，（十六年七月）於是李大釗便不免矣。
當日在俄使館被捕的黨人，據說除李大釗外，尚有路友于高仁山等二十餘人，這些人大概都是北京各校教授和學生，大部分是CP，而路高爲國民黨。李及其黨徒被捕後，不久都盡數上了天橋斷頭台。聞諸黨人未死前，除受過無數次的苦刑外，中間也都受過相當的審問，軍閥加他們『圖謀推翻政府，危害中國』的大罪名，他們似乎始終都沒有供認。就是共產大師李大釗，也只承認他是國民黨左派個人研究社會主義，然而聰明又愚笨的北京政府是不管那些的，還是一個一個將他們送上了斷頭台，流了血，祭了反抗北伐的五色旗。
李大釗被害後，北伐軍早已佔領武漢，進擊中原。同時馮玉祥亦自莫斯科歸國，在五原誓師，北洋軍閥殘餘惡勢，日見崩潰，馮在軍中聞李之哀耗，也居然一念當年，老淚縱橫，除先後在陝豫爲李舉行追悼會，且爲李發喪，全軍帶孝！國民黨要人，如蔡元培于右任，張溥泉，顧盂餘等也大家同聲哀悼，北大學生亦感念之至，惟共產黨倒沒有若何的表示，蓋陳獨秀與李不洽，而後輩留俄分子，亦指李爲素昔右傾，依照李之爲人觀之，則在分共之後，共產黨殺人放火之時，必能捨棄共產，憬然覺悟，不比陳獨秀之迷戀領袖地位，直至身敗名裂，此則李大釗之不幸，亦中國革命中之損失也。
——以上《在俄大使館之李大釗》，首发于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初版之《現代史料》第四集（上海：海天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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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访搜查北京俄使馆法官沈维翰先生 [修订本]
文章提交者：论语1972.2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問：民國十六年北京發生一件轟動中外的大案子，卽張作霖政府的京師警察廳搜查東交民巷蘇俄大使館，並捕獲藏匿該館之共產黨首腦李大釗，及其他黨人多名，以及共黨陰謀文件武器多種，隨卽成立特別法庭，將李大釗等人判處死刑。我們獲悉，您曾親身參予當年搜查俄國使館及審判被捕人犯工作。雖然事隔半個世紀，您能不能就記憶所及，說明本案的原委？
答：這事發生在民國十六年，迄今已五十餘年，人事滄桑，浮生若夢，陳年往事多已不復記憶，不過這個事件是民國史上的一件大案子，我多少還能記得一個輪廓。我先說一說這件事發生的前奏。
民國初年，中國南北兩政府對峙，蘇俄一面與南方政府進行「聯俄容共」之陰謀，一面討好北京政府。其駐北平公使加拉罕宣稱：「俄準備放棄帝俄一切在華特
權。」當時頗博得全國朝野好感。事實上，俄卽利用此兩面手法，在中國進行陰謀活動。秘密組織共產國際支部之中國共產黨，並供給金錢與武器，同時將其詭計潛存於其「和平共存」外衣之內，利用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滲透國民黨內。其時中共北方負責人李大釗（字守常，河北省樂亭縣人）與陳獨秀併稱「南陳北李」。李為利用國民黨掩護共產黨，率先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挾俄人以自重，從事分化鬪爭，秘密發展組織，推行共產，以破壞國民黨之國民革命。
民國十六年初，國民革命軍已克復武漢，廣州國民政府遷鄂。是年三月，更進取南京、上海。而南京市內，忽發生軍人侵入英美領事館，殺害館員，同時又發生侵入教堂，殺害外國傳教士等之暴行，事實上均為左派分子所製造之事端，冀圖激起列强與國民革命軍直接衝突，阻撓北伐。其時京師（北京）警察廳內右一區警察署，在西交民巷發現工人分發秘密傳單，當場拘捕七名，送請總廳法辦。
經連夜偵辦，破獲共產黨秘密機關六處，發現大批文件，及扣押人犯一百餘人。不久又繼續查獲文件三大箱，扣押人犯二十餘人。這件案子卽由我（我當時任京師警察廳司法科長）偵辦。要在這一百多名人犯之中，找出那些是眞共產黨，那些人是受牽連，誰是首領，誰是重耍幹部，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共產黨人常用化名，他們的眞實姓名不易弄清楚，普通的審訊方法毫無用處，我於是進行分別的說服工作。
經過三晝夜之偵訊，發現有李大釗之秘書李渤海（山東渤海人，北京大學畢業，為李大釗之學生。）在內。經多方勸導，頗能合作，將李大釗藏匿在東交民巷俄國大使館之情報及其他共黨份子名單供出，並引導警察廳人員携帶消防隊設法將李等捕獲。至李渤海本人政府特予保障，曾化名李經天，連同其妻安居北平市內。其後一度追隨張學良，又改名黎天才，與張另一秘書李金洲甚為相得。抗戰初起，李在香港受命為軍事情報局情報員，從事地下工作，有一個短時期跟過戴雨農，卅八年卽無音訊，不知所之。
問：請您談一談北京軍警搜查蘇俄大使館的實際情形。
答：李渤海供出李大釗和其他共產份子藏匿東交民巷的俄國公使館內，是一個重要的情報。當年張作霖將軍開府北京，稱安國軍大元帥，他是反共的，而南方的國民革命軍當年尚在聯俄容共時期，武漢的左派共黨勢力尤為囂張，革命軍揮師北伐，兵勢甚銳，奉張為了自保，必須先撲滅在北方的共黨機關，消滅共黨的地下活動。而且當時有情報顯示蘇俄大使館暗中以金錢槍械支援共黨，干涉中國內政，因此北京政府當局就斷然決定釜底抽薪，搜查俄國使館。
但是俄國使館在東交民巷的使館區，根據辛丑條約，中國軍警不能進入，尤不能携帶武器，那該怎麼搜查呢？而且公然搜查外國使館，在外交史上也甚少前例，必將引起各國的反對和干涉。國務總理兼外交總長顧維鈞不敢負此重責，張作霖乃決定由安國軍總部逕與美、法公使等洽商，並取得使團領袖荷蘭公使歐登科之諒解，同意搜查俄使館，並在警廳的公文上簽字。於是就在四月六日上午，安國軍和京師警察廳軍警共三百餘人，一律便衣，不帶武器，進入東交民巷俄國使館搜查。
當時我曾建議携帶消防隊，因為我們深恐俄人放火燒燬文件及房屋，湮滅證據；此議為總監陳興亞所接納，卽帶消防隊前往。俄人果然放火，雖經消防隊灌救及時撲滅，消毀之文物也不在少數。總計在俄國大使館抄獲槍械及文件五大卡車，存放在京師警察廳，供各國駐華使領館人員參觀，公開展覽七日之久。並將所抄獲之文件，由我外交部翻譯成「蘇聯陰謀文證彙編」一書行世。此書中
文本我有一部，後由朱家驊先生借去，現已不知下落。（聞現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有一部。又據近史所王所長聿均先生告知，該所藏有俄文版。貴社如有研究興趣，似可向王所長商准複印。）
問：李大釗被捕的情形如何？
答：李大釗當時躲藏在俄國使館的一張桌子底下，旁有俄人環護之。軍警奪門而入時，李曾拔出手槍欲圖反抗，為一軍警一脚把槍踢掉，不然將演成一場血戰矣。眾人一擁而上把他扭住，他很從容的說：
「我就是李守常，也叫李大釗。」這名中共的重要頭目就此落網。後由京師警察廳組織特別法庭，以何豐林為審判長，判處李大釗等二十名重要黨人絞刑。
這事對我來說還有一段插曲。李大釗和馮玉祥有關係，而且從搜獲的俄國使館的文件中，也證明蘇俄共黨曾積極的支援馮玉祥的國民軍。馮這人是以反覆著名的。其後北伐完成，馮部何其鞏為北平市長，欲為李大釗報仇，卽將我給押起來，幸經戴季陶先生打電報給北平衞戍司令商震（啟予）營救，商命何將我釋放。我卽南下回浙返籍。
問：請您談談您一生的經歷如何？
答：我是浙江吳興人，字陳麟，有時亦署作陳霖，以為別號。民國十年畢業於北京京師警察廳所辦的警察傳習所，隨卽在京師警察廳任職。為了深造，乃一面工作，一面就讀中國大學法律系，民國十四年夏畢業，升為京師警察廳司法科長。奉命搜查北京俄國使館時，卽在司法科長任內。抗戰前和抗戰初期，我經浙省民政廳長沈士遠先生汲引，先後擔任浙江湯溪和臨海等縣縣長。又曾在上海從事秘密工作兩年，直到太平洋戰爭發生，日軍侵入租界，有一個單位的工作為敵偽所破獲，遭受牽連，卽離滬赴港。
剛到香港，則港九亦為日軍攻陷。不得已，乃轉往大後方，間關萬里前赴重慶，時為民國三十一年。初任財政部緝私署秘書，不久調任軍統局秘書兼司法室主任，協助戴雨農（笠）將軍處理一些案件。後又調任軍事委員會軍法處長。勝利後，我以軍事委員會軍法處長，奉命兼任處理全國漢奸案件委員會主任委員，為時約兩年，至辦理結束止，復蒙司法行政部長謝冠生先生的知遇，調長河北唐山高等法院，後又調我到最高檢察署服務。三十八年二月向行政院閻院長錫山請辭照准。來臺任教中央警官學校，並向臺北律師公會登錄，執行律師業務，迄今將近三十年矣！
問：最後，請您再談一談您的生活情形。
答：我是一個書生，生活非常簡單，也非常嚴肅。我一生不抽煙、不喝酒、不打牌，不跳舞、不看電影，也不聽戲，呆呆板板，沒有娛樂，當年好些同事開玩笑，給我兩個外號：一個是聖人，另一個是死人。聖人也罷，死人也罷，我就是我，不求名利，現已年登八十，前塵若夢，仍照我的方式過日子。平日唯愛讀書作詩。最後，我送貴社兩册詩集：「玉泉詩稿」是紀念我母親的，「厚成堂吟草」是紀念先父的。請貴社多多指教並留作紀念。
——以上《访搜查北京俄使馆法官沈维翰先生》，首发于《传记文学》总第193号(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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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北伐军-南京事件-李大钊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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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猫眼网友西门雪提及李大钊先生的遇害，并谈及前因后果。李先生的殉难是我党的重大损失，并且使得当时国民政府的国民革命局面在敌人的心脏遭受到重大挫折。关于李先生的受刑本末，这70年来已经有了详尽而感人的叙述，但我想，真正的触发点，还是要从南京事件说起。
关于该事件，我国官方史书的介绍如下：“1927年3月24日，南京发生排外抢劫。停泊在下关江面上的英美军舰以此为借口，违反国际公法，悍然炮轰南京，制造侵略暴行”，就其事件真相，似乎也是如此，至少当时的国民政府坚持了这一口径，并将“排外抢劫”的罪责推脱在北京政府的直鲁联军身上。但是，这一指控当时就被在南京的领馆人员和幸存外侨否认，因为根据他们的指认，当时抢劫者身穿国民革命军制服，而他们的口音来自湖南、广东和江西，并不是北洋士兵，更重要的是，北伐军江右军已经在23日攻入南京，在此之前直鲁联军早已溃散，不可能在24日8点至17点之间，形成如此整齐强悍的抢劫规模。
事后，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自知不能自圆其说，于是将事件归咎于北伐军第二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和第六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伯渠。事实上，根据日后解密的日本的外交文件，当时共产党人肖劲光（时任第六军第二师党代表）在保卫日本领馆、驱逐抢劫士兵方面做了严厉的工作，因此，蒋介石对于李富春和林伯渠的通缉未必有事实依据，只可认为是个政治操作而并非法律定论。
当时英美军舰对于北伐军士兵的洗劫（还有针对领馆成员及其家属的杀戮和强奸）的报复竟然很是温和。列强自1908年认识到孙中山是个具有普世价值观的社会主义革命者以后，对于以他信念所主导的民主革命总是不做干涉，因此武昌首义避免了因满清政府要求，而被英法炮火扼杀的命运。国民政府虽然高倡联俄容共和打倒列强，但由于孙中山的缘故，列强仍然对于北伐军缺乏戒备，因此南京事件的爆发使得他们猝不及防，只做了有限的威慑，日本军舰甚至一炮未发，以致发生少壮派军人愤而自杀抗议的意外。
但列强的态度在李大钊被捕后，产生了完全的转折。是年3月，张作霖派遣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处处长吴晋为特使，和列强驻华公使接洽，要求北京政府军警可以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进行搜查，因为“俄国人正在滥用使馆区的庇护，组织叛乱”，4月4日，首席公使欧登科召开秘密会议，列强公使依据《辛丑条约》一致同意了北洋政府的请求。两天以后，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在公使团的签字批准下率领军警对于苏俄使馆、远东银行和中东路办事处进行了9个小时的搜捕，最大的“成果”即是逮捕了藏匿在旧俄卫队兵营的李大钊同志和截获了一大批来不及被苏俄武官焚毁的秘密文件以及枪支弹药和旗帜印信。
在狱中的李大钊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贞不屈，“自称为马克思学说的崇信者，其他一切、概不知晓”，但是那些秘密文件却引起了列强的震恐。4月18日，京师警察厅公布了根据这些文件，由精通俄语的察哈尔外交特派员张国忱编译的《苏联阴谋文证》，其中的一份《致驻华武官训令》尤其激发世界瞩目：这份文件指示，苏俄下属组织可以“为引起外国干涉，不惜抢掠和杀人，组织反欧暴乱。”当时的政界和媒体一致认为，这个训令就是不久之前发生的南京事件的直接原因和最终动机。
4月28日，李大钊同志被奉系的军事特别法庭执行死刑，英勇就义，和他同时殉难的，还包括四名国民党高级干部：候补中执委路友于、北京市党部主席邓文辉、妇女部长张揖兰、商民部长姚彦。这些国民党员的殉难，不仅表明了当时的国民政府联俄容共政策执行的坚定程度，也揭示了当时南府唐生智和奉系杨宇霆的私通款曲绝非两方的正式谈判。这次事件也表明，蒋介石和白崇禧的412上海反革命政变，也并非南北军阀的联合反共，因为秘密文件在18日才对外公布，但是由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等组成的国民党中监会所决议的清党定案，在3月28日已经做出部署，而此时，李大钊同志尚未被捕。
*.*.*.* 2008-8-21 16:0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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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汪精卫自白：武汉分共的经过 【珍贵史料，仅供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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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中山大学1927年11月5日演讲稿
主席、各位同志！今天兄弟來到這個大會，聽見主席和曾同志的說話，其中關於兄弟的，兄弟很覺得慚愧不能接受。現在得這個機會來和離別一年多的各位同志作一種報告，因此一切客氣的話可以放棄。
今天的報告，本來應該把各方面的詳細情形都說到，但因爲時間關係，只能專就一個標題來報告，這標題是「武漢分共的經過」。武潢幾個月來，容共與分共的情形，實有報告的必要。兄弟到了廣州也有幾天，也作過幾次演講，但都未得把事實上的經過詳細的報告。經過的事實很多，我知道各位必然願意知道的。自四月以來，武漢同志的工作，廣東後方同志或者多未完全知道的，因此打算把武漢分共的經過做標題，先對各位說一說。
......
*.*.*.* 2008-8-21 16: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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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中共廣州暴動之回憶 【珍贵史料，仅供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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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發奎
原编者注：兩月前在港逝世之張向華（發奎）上將，以革命元勳，負鐵軍佳譽，於北伐、抗日諸役，戰績彪炳，爲世樂道。張氏生前撰有：「中共廣州暴動之回憶」一文，曾公開發表於「聯合評論」中，所述各節，皆為當年所親身經歷，實為近代最難得之珍史，茲特將該文畧加整理，在春秋重行刊露，藉留紀念。
猶憶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八月，我正在河南北伐途中，忽奉命班師回武漢，被任爲第二方面軍總指揮，轄第四軍、第十一軍及第二十軍。當時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及所轄各軍負責人員如下：
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
參謀長：謝嬰白
秘書長：高語罕
政治部主任：郭沬若（兼黨代表）
第四軍軍長：黃琪翔
參謀長：葉劍英
第十二師師長：繆培南
第二十五師師長：李漢魂
第二十一師師長：富雙英
第十一軍軍長：朱暉日
參謀長：吳涵
第十師師長：蔡廷鍇
第二十四師師長：葉挺
第二十六師師長：許志銳
第二十軍軍長：賀龍
當時正是聯俄容共時期，高語罕、郭沫若、葉挺都是著名的共黨分子。葉劍英則是部隊移駐到鄂南南潯綫後才升任第四軍參謀長的。大家當時都不知道葉劍英是共黨分子。這時候，共黨眼見北伐即將成功，就在各處運用陰謀作起亂來。他們自參加國民黨後，本已一再違背諾言，曲解主義，此時更變本加厲，鼓動階級鬥爭，隨北伐軍勝利所到之處，假借革命之名，各處掀起農民暴動，以致湘鄂贛諸省都陷在恐怖的流血慘境。針對這一情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乃於民國十六年五月初決議在湖北、湖南、江西等省組織特別委員會，負責檢查各該省之黨部、各級政府、各民衆團體之行動言論。
到了民國十六年六月一日，我們又查獲了第三國際給共黨之文件，指示共黨暴動，其大意是：
一、土地革命，主張無須政府命令，而以暴動方式解決土地問題。
二、改革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增加農工領袖爲委員。
三、武裝兩萬共產黨員及五萬工農分子。
四、利用國民黨的領袖，組織革命法庭，制裁反共軍官。
由於上述發現，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才在民國十六年七月十五日決議，實行取締共黨，解除鮑羅廷等俄國顧問職，並準備召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討論清黨問題，在未開會前，先制止共產黨人一切違反國民黨政策之言論與行動。但七月十六日武漢市面發現共黨傳單，宣言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撤回參加國民政府之共產黨員，惟共產黨員之已加入國民黨者，則不退出。
七月二十日又發現中國共產黨青年團之傳單，對國民黨肆意攻擊；至此，國民黨乃決心分共。一面由國民政府允准共產黨人一律退出政府機關，一面則訓令軍事委員會通飭國民革命軍各部長官，將共產黨人一律遣去。我當時奉到命令，即先將各級政治部改組，嚴行檢舉各級政治部所發出之言論，並加倍嚴密各級官兵之管教，以防共產黨乘機蠢動。
但共黨陰謀層出不窮，鄧演達、高語罕、郭沬若等又來包圍我。鄧演達當時對我說，請我繼續執行聯俄容共政策，請我繼續革命。伹我知道他們所謂革命，實際上就是替蘇俄當走狗。我當時認爲基於國家民族的利益，我們是不應該再聯俄，也不應該再容共的。所以當即嚴予拒絕，並堅決執行政府的分共命令。
共黨此時知道他們企圖利用我的想法已落空，於是共黨分子葉挺就勾結第二十軍軍長賀龍於民國十六年八月一日晨在南昌實行暴動。他們在南昌高揭紅旗，並在南昌組織蘇維埃政府，佔據省政府等機關，圍繳南昌防軍警察槍械。我第十一軍第十師蔡廷鍇部當時亦駐在南昌，葉、賀亦欲脅持蔡廷鍇一同叛變，但葉、賀自南昌撤退時，蔡率部向浙江上饒方面單獨離去。我仍以爲迅即擊潰葉挺、賀龍之叛變實爲當時最急要之事，所以，一面呈報政府，一面就親率第四軍之第十二師、第二十五師及第十一軍之第二十六師，由九江分向南昌，取包圍形勢前進，準備在南昌及其附近殲滅叛軍。
八月七日，我各師到達南昌，葉、賀已聞風向進賢、撫州方面逃遁，我除了招撫安輯外，當即指揮各師緊向葉、賀兩部追擊，等我追到撫州的時候，葉、賀又竄向宜、黃，而有由宜黃南下窺粵之勢。後來，葉、賀兩部果然竄廣東直趨潮、梅，政府爲挽救革命策源地之廣東起見，乃令我追剿，當時廣州政治分會主席李濟深亦派前第四軍黨代表陳可鈺來贛，洽商清剿計劃；因此，我就決定取道新淦、吉安、泰和、贛州、南安、南雄、始興、韶關，逕趨廣州，以增強廣州防務，必要時，再移廣州之師東向潮梅，予以截擊。
我回廣州後，爲充實革命力量計，特將第十一軍軍部取銷，軍長朱暉日調充公安局長，以增強廣州市的力量。原第十一軍第二十六師則撥歸第四軍建制。我爲了防剿葉、賀，爲了維持各地的治安，並爲了應付當時廣東內外的各種複雜情事，將各部隊分別調至肇慶、都城、惠州、江門等地駐紮。
葉、賀南昌暴動後，他們本來很想在南昌立足，但因我及時進剿而未成功。後來他們流竄到廣東潮汕，也終於在潮汕被擊潰。不過，他們在潮汕被擊潰後，却仍企圖繼續活動。當時葉挺、澎湃等又潛入了廣州，以蘇聯領事館作掩護，並接受其接濟及指使，再由葉劍英等在我軍作內應，秘密策動我廣州駐軍，以及廣州市之一部份工人，準備暴動。
十二月正是冬防期間，我軍大部既已出防各地，市內只駐有教導團一團及第四軍特務營一營，加上廣州市公安局之警察保安隊而已。在這種情形下，共黨認爲廣州防務空虛，機會難得，遂以教導團之一部，雜以一部份廣州市人力車工人及印刷工人，再加上地痞流氓，號稱紅軍，並以葉挺爲總司令，於十二月十一日晨舉行暴動。廣州暴動發生於十二月十一日晨二時。當時我與黃琪翔、陳公博都住在東山。十一日晨兩點半鐘的時候，我忽然接到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參謀長謝嬰白的電話，說廣九車站一帶發現槍聲，大概是共產黨開始暴動了。
我也判斷那是共產黨暴動了。當謝嬰白在電話中向我報告尚未說完，電話即中斷，我猜想電話局一定被佔領了。所以我立即約同黃琪翔、陳公博（陳公博當時任廣東省政府主席），三人一同到二沙頭頤養院找廣州商會會長鄒殿邦，找到鄒殿邦時，時間已經早晨四點多鐘。爲了便於策劃和指揮戡亂，我們四人由鄒殿邦借了一艘電船，從二沙頭到河南海棠寺找第五軍軍長李福林。
河南是第五軍的防地。找着李福林時，天已亮了。天亮時，我率同江防司令馮肇銘乘江鞏兵艦沿河巡視了一番，跟即派人到沙面以無綫電下令駐防廣州外圍的各部隊回師戡亂。共產黨這時所策動的部隊，原只教導團之一部，不過，當時廣州市內駐軍不多，所以共產黨雖只煽動了教導團之一部，也就成了共黨廣州暴動的主力。
教導團原是由黃埔軍校武漢分校的學生改編的。團長楊樹松原係武漢分校教育長。改編後，政府命令歸我指揮。共黨這次策動教導團，確只一部份人參加，這從事後發現教導團許多官兵在暴動時被囚被綁可以證明。事前，我們本有計劃將教導團解散，這是葉劍英所知道的。至於第四軍特務營營長梁柄樞，我們事後才知道他也是共黨分子。不過暴動時，特務營雖轄三連，但其他兩連分駐各處守衛，梁手邊只一連人。梁當時自己也知道要指揮其他兩連參加暴動是不可能的，所以，只叫那連人繳械了事。
至於共黨廣州暴動原定十二月十三日，忽提前於十一日晨舉行的原因，則是因爲我們風聞共黨企圖暴動後，廣州即宣佈戒嚴，公安局長朱暉日並在廣州市人力車總工會及印刷總工會搜出了一部份槍械，拘捕了一部份人。於是，他們提前舉行了。
共黨暴動時，所謂紅軍及參加暴動之分子皆佩懸紅帶（按：此即事後廣州市民所稱之「紅帶友」也）。他們攻入公安局後，立被改爲「工農兵聯合辦事處」，除散發傳單，自吹勝利外，並在各馬路懸出紅布標語，如：「打倒反革命的國民黨」、「八小時工作」、「勞農政府供給工人衣食」、「工人監督生產」等。共黨所散發之傳單，題爲「廣州蘇維埃革命紀實」，原文如下：
「工農兵聯合的革命實力，經過一次英勇的鬥爭，奪取了廣州的政權，大部份留守廣州的兵士，都在紅軍指揮之下，造成了這次的暴動。十二月十一日晨四時，五千工人赤衛隊佔據了公安局，繳了公安局保安隊的械，釋放了一切革命的政治犯，隨即由一隊隊的兵士，一營營的赤衛軍，用手槍炸彈長槍等佔據了一切反動政府的機關，許多革命軍隊佔據了廣州市內一切軍事要隘，現在他們已經佔據了第四軍軍部、廣州衛戍司令部、公安局、省政府、財政廳、軍事廳、國民黨省黨部、電話局、電報局、電燈局、郵政局、中央銀行、粵漢、廣三、廣九三車站，其他次要機關尚在肅清中。」
事實上，各師留守處的兵力雖只一排或一班，但共黨暴動分子屢經攻擊，却並未被占。第四軍軍部亦未被占。所以這一傳單內所說的許多事情，都是一種誇大地宣傳。又印刷工人散發所謂「廣東印務總工會罷工宣言」原文云：
「工友們罷工，一致參加大罷工，幹政治的大暴動、大鬥爭、殺盡一切買辦階級的工賊，管理一切的生產機關；農友們、工友們，要一致起來，推翻幾千年來壓迫和剝削你們的大地主、土豪、劣紳、貪宮汙吏，沒收一切土地，兵士們警察們，你們和我們痛苦都是一樣，你們要一致聯合起來，把你們反動的長官反射，所以要一致打倒屠殺工農的劊子手李濟深、蔣介石、張發奎、汪精衛。打倒國民黨反動的統治，打倒反革命的國民黨，工農聯合起來成立工農兵的政府，工農兵革命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聯蘇俄！反對帝國主義！」
在上面這些口號、標語、宣言、傳單中，共產黨口口聲聲說爲人民謀利益，但他們在廣州舉行暴動後，却四處劫掠，殺人放火，無所不爲。當時中央銀行、財政廳、東堤、南關、西關等處就各有火頭十餘起。全市都陷於恐怖狀態中。至於所謂「廣州蘇維埃組織」，那是十二月十二日下午二時在中央公園開會決定的。他們把公安局改爲「工農兵聯合辦事處」後，蘇聯人即在內指揮；成立所謂廣州蘇維埃，也是根據蘇聯人的命令。
共產黨當時曾在廣州市內發出一種上印紅旗的佈告，公佈了所謂「蘇維埃革命職員名單」如下：
主席：蘇兆徵（未到、由張太雷代表）
人民內務委員：黃平
人民肅清反革命委員：楊殷
人民勞動委員：周文雍
人民外交委員：黃平
人民司法委員：陳鬱
人民經濟委員：何來
人民海陸軍委員：張太雷
秘書長：惲代英
工農紅軍總司令：葉挺
工農紅軍總參謀：徐光英
從上列名單可以看出葉劍英在當時並不是一個重要分子，僅潛伏在我軍內幹策應工作而已。共黨在廣州暴動後之次日，即成立所謂廣州蘇維埃，說明共黨是企圖長期佔有廣州的。但我當時把廣州市內共黨實力冷靜估計一番之後，已經確定可以迅速予以肅清。嚴格說來，共黨此次暴動之所以能夠暫時佔據廣州，不過乘我廣州市區駐軍空虛而已。若我將各路駐軍調回一部，即足以戡平廣州之亂，這是我深信不疑的。
所以我決定乘兵艦赴肇慶，轉江門，指派一部份部隊回省平亂。我當時下達命令如下：
一、十一日共逆乘省城空虛，糾集工人暴動，縱火焚劫，我海陸空軍現扼守河南南石頭一帶。
二、我軍爲迅速肅清廣州共逆，決將東江交陳軍長銘樞接防，西江固守肇慶，南部固守江門、單水口之綫。
三、我軍各部隊之移動任務如左：
1.東江二十五師師長李漢魂即率部回廣州，撲滅共逆。
2.江十二師全師，第二十六師除派出第七十八團回廣州討共外，餘仍留駐肇慶，統歸許師長志銳指揮，扼守肇慶附近，對廣西方面警戒。
3.南路教導第一師之第一第二兩團，着鄧副師長龍光率領回南石頭附近，與討共各軍協同作戰，歸黃師長琪翔指揮（黃軍長現在河南指揮討共各軍）。
4.路教導師之第三團，及第五軍之第四十五團，第四軍獨立團，統歸南路指揮部胡參謀長銘藻調遣，扼守單水口江門及鐵道沿綫。
這時候的第四軍，已於回廣東後重新編組，共轄五個師，軍長仍爲黃琪翔。第十二師師長爲繆培南，第二十五師師長李漢魂，笫二十六師師長許志銳，教導第一師師長薛岳，教導第二師師長黃鎮球。所以這一命令中，包含有關教導師的話。
命令下達後，我即乘艦返廣州指揮，十三日拂曉，教導第一師鄧副師長龍光，已率領第一、第二團，到達河南車尾炮台附近，二十六師七十八團團長林祥亦率領所部到達石圍塘。我即令教導第一師由靖海門渡河，第七十八團由黃沙渡河，駐在省河南岸之第五軍亦於同時渡河，分途向廣州之敵猛烈攻擊；而原駐西村之教一師第四團莫雄部亦已佔領觀音山一帶。共黨知我援軍已至，即退守維新北路之廣州市公安局一帶，扼守街口，仍圖頑抗。我軍乃將敵三面包圍，激戰至下午五時，斃敵甚多，敵不支，乃向燕塘龍眼洞方面潰竄。我當即下令追擊，將敵盡殲，以免繼續流竄。追至龍眼洞附近，卒將敵大部包圍，並即予以繳械。所以，這次共黨廣州暴動，自十二月十一日晨起，迄十二月十三日止，爲時只有三天，便被完全撲滅了。
對於這一役，葉劍英早於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日的人民日報曾說：
「起義開始後不久，起義指揮部討論了當前的局勢，當時曾提出：應該迅速停止槍聲，建立市內的革命秩序，對一切尚未攻下的殘餘據點，應包圍監視，在政治上瓦解他們，爭取他們，應該以教導團爲基礎，迅速擴建軍隊，把工人赤衛隊和數導團合編成立三個師，將戰綫推向郊外，發動農民，組織農民隊伍，以便迎擊前來增援的敵人。大家認爲這些措施是正確的，可惜時間不容許我們這樣做，敵人在帝國主義軍艦幫助下進展很快，我們還來不及在市區內建立革命秩序，來不及以教導團爲中心擴編武裝力量，更來不及把戰綫推到郊外，敵人從三面圍上來了。從江門趕來的薛岳部，從韶關趕來的許志銳部，以及從石龍趕來的李漢魂部，很快又搶佔了市內主要據點，在敵強我弱情況下，經三晝夜奮戰的起義部隊，不得不撤出了廣州。」
是的，我們就是這樣把在廣州暴動的共產黨迅速肅清了的。至於葉劍英和葉挺兩人在廣州暴動失敗後，却並沒有和共黨部隊冒險繼續作戰，當他們的同志被我軍圍攻的時候，他們兩人都已化裝偷偷逃到香港去了。對於廣州暴動，除了上述情形外，檢討起來，我覺得還有幾點特別值得一提：
一、是中共廣州暴動，自始至終，是受蘇聯人的掩護、接濟與指揮。共黨於十二月十三日由廣州市區，退到燕塘時，我軍曾在燕塘龍眼洞一帶擊斃甚多，其中就有六名蘇聯人在內。可見這次共黨暴動，乃受蘇聯人指使和協助無疑。同時，我們檢查東山蘇聯領事館時，蘇聯領事館正在焚燒重要文件，已燒去一部份，就尚未燒去的文件觀察，蘇聯領事及其它蘇聯人實爲此一暴動之主謀。
二、廣州暴動時，有一件最足說明中共的事：原來我軍各部回師廣州時，共黨眼見大勢已去，竟不顧廣州市全體人民之生命財產，欲將全廣州市付之一炬，當時他們已經在南堤珠光裏人力車工會集合了五六百人力車工人，各攜五加侖汽油一小桶，火柴一盒，報紙一捆，準備在各處放火，把全廣州市化爲灰燼。幸我軍及時趕到，才制止了這一暴行，廣州市才免於浩劫。
三、是共產黨總以爲自己善於欺騙人，尤善欺騙工人；但廣州暴動之事實，說明工人之被欺騙者實係其中少數。前面說過，參加廣州暴動的就只有廣州市人力車工會的一部份工人，及廣州市印刷工會之一部份工人而已。儘管共黨暴動後已自感力量不足，意欲煽動工農，擴充軍隊，亦只得三二千地痞流氓而已。至於工人，恰恰相反，所有廣州機器工會、廣東總工會、革工聯合會等工會之工人，不但拒不參加暴動，而且紛紛逃至河南集中，隨後，電燈工人、自來水工人亦均逃至河南，以致廣州市自十二月十二日起就無電燈和自來水了。他們逃到河南後，反共態度非常積極，他們自願組成敢死隊，與共軍作戰。十二月十二日那一天，自動報名願意作戰的就有一千餘人之多。這是當時絕大多數工人並不擁護共黨的鐵證。
——以上《中共廣州暴動之回憶》，首发于1980年《春秋》雜誌總第554期，本帖发布时略有删节。
*.*.*.* 2008-8-21 16:2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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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胡宗南先生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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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微 口述
一、胡宗南的身世
㈠ 早年的家世
胡長官生於民前十六年（公元一八九六）五月十二日，浙江鎮海人。父親胡際清先生，早年由抄家境不佳，於原配王夫人逝世（是年長官四歲）後即離開鎮海，隻身到孝豐投靠堂兄維生。堂兄經營藥鋪，並從事地政清丈的工作。清末洪楊兵亂之際，清政府曾於寧波、紹興一帶訓練地政人員，以便在收復地區從事地政管理工作，堂兄曾接受此種訓練，胡老太爺際清先生到孝豐後，隨堂兄學習，此後便一直以此謀生。胡長官七歲時，老太爺才從鎮海接他到孝豐。隨後，老太爺續絃。吳太夫人生胡仲後不久又逝世，再娶章太夫人（今住嘉義，年八十歲）生胡琴賓，因此胡長官還有兩位異母弟。長官七歲在孝豐就讀於私塾，待孝豐創辦新式學堂後，首批進入縣立高等小學堂就學。[按：胡先生民前三年十四歲入學堂肄業]
長官生母及繼母吳夫人都早過世，因此撫養他長大的是章太夫人。長官在世時頗爲孝順，即使在兵慌馬亂之際，他每年至少都要回鄉一次，以侍奉老太爺。際清先生性格和平廉潔，他所從事的地政工作，類似於台灣的土地代書，在浙江本來這種工作也可以上下其手欺貧凌弱的，但他仍然安貧樂道。由於他處事的公正廉明，縣政府也請他擔任催收主任；在前清，這是衙吏，管理土地產權轉移的登記，即相當於台灣地政事務所主任，月薪八元。胡長官當師長時，老太爺在地方的聲望極高，當時他的薪水最高爲十六元一月。他雖然擔任土地工作，自己卻只買了幾畝田，連自己住的房子還是租來的。際清先生除了維持家計之外，還培植一個弟弟，經濟相當艱難。由於家境清苦，長官從小學、中學起都極爲刻苦，勤儉的家風深刻地影響他爾後的爲人，事業盡管與日飛黃騰達，私生活仍然一本初衷，絲毫不能影響他克己自勵的風範。
民國十六年北伐上海戰役時，他擔任第一師第二團團長，南京克復後晉升第一師少將副師長（十六年五月），當時師長爲薛岳。第一師早期的經濟情況頗爲拮据，一年只能發幾個月的餉，照規定士兵薪餉爲六元，官長十二元，以一個循規蹈矩的軍人而言，大致是夠用的，特殊情況也可借支，校官可借二十元，尉官十六元，士兵一元或五角，但發餉時即予扣回。
胡長官擔任團長時，經濟較爲寬裕，待調任副師長後，卻十分拮据。直至十六年十一月升任廿二師師長時，才較爲好轉。但此時他仍然不寄錢回家，老太爺忠厚成家，也從未向胡長官提起任何金錢的問題，有時他需要錢的時候也絕不開口，偶爾他寫信給我：「今年人不很好，不很太平，比過去困難點……」僅輕輕地暗示經濟困難，絕不往下說。胡長官很少寫信回去，我便常常提醒他：「好久不寄錢了，得寄點回去！」他便說：「好了！寄點回去，五十塊錢好不好！」我說：「五十塊錢太少了，每年至少寄三百回去才夠用。」他答應了，但也只寄那麼一年，而且是分二三次寄的。
張佛千寫過一篇文章，說胡老太爺曾到南京辦事處要了一筆錢，胡先生一氣將辦事處主任撤差。這是謠言，老太爺是到過南京，但卻是應他一位朋友之邀才去的。他去上海看朋友的病，順道到南京遊覽，軍醫處長趙漢江、軍需處長蔡翊祺曾請他吃飯，不到一週就回孝豐了，這是廿三年的事，辦事處主任是我的老師魏珧，向他要錢是絕不可能的事。際清先生向來忠厚篤實，胡先生當到方面大員，老太爺和家人從未主動來找過他，直到卅八年，長官的三弟首次到西安看他，也只住了兩天。胡家後來買了房子，也是戴笠（雨農）花了四百元向房東買下來的，命名爲桂花廳。這棟房子在民國卅年爲共黨新四軍所焚毀，勝利後胡長官曾回去，勉強居住，回部隊後告訴我，這房子兩頭進風，有如涼亭，因爲房子被燒過了。
胡老太爺於廿六年十二月逝世，當時胡長官在浦口作戰，未及時獲得消息。待部隊到信陽之後，請假奔喪，委員長批示：「孝豐淪陷，道路阻塞，不必冒險回籍奔喪」，終於未克成行。翌年（廿七年）一月，我回孝豐時，胡老太爺已經出殯了，墳墓是一位胡長官的友好張營做的，費用多數爲戴雨農所供給。
㈡ 晚成的婚姻
胡先生結婚很晚，民國卅六年五十一歲時結婚，夫人葉霞翟女士，曾獲美國威士康辛政治學博士，婚後育有二子二女。胡先生在此之前未曾結婚，但說來話長，他所以去黃埔，有三個原因，婚姻乃是其中之一。
他早年的婚姻，必須從擔任小學教員時說起。胡先生中學畢業後，先在縣立高等小學任教，半年後，孝豐望族成立一所王氏私立小學，由於有豐富的財源，成立小學之後，校長王繪青先生從縣立小學延聘胡先生擔任該所小學補習班（小學畢業生的升學預備班，共學生十數人）的主任教員，我也同時在王氏小學任教。當時教員中聲望最高的是方秉性（南京高等師範畢業，日後張其昀、趙龍文、繆鳳林等人與胡先生訂交，皆經由方氏介紹），後來他離開王氏小學到東南大學繼續升學之後，胡先生在這小學中便居於首位，這也是後來王姓族長王嘉禾（他是我的至親）特地爲他安排親事的原因。
王嘉禾有一位姓潘的小姨，想介紹給胡先生，胡先生的叔叔鏡清先生在校長王繪青家中當管家，叔叔首先贊同這門親事，胡老太爺也同意。然而胡先生認爲女家爲土豪劣紳，門戶不相稱，而且從未見面，毫無感情可言，因此避不談婚娶，把婚事拖延了兩年。女方不顧一切後果，將女兒自動送往胡家，這位過門而從未見過夫婿的女子，後來就在胡家抑鬱而死，這便是胡先生早年的所謂「妻室」。
逃避這門婚事是胡先生走向黃埔的第一個原因。這事完全是老太爺處理的錯誤。他不僅對這件事處理不當，對老二胡仲的事也處理不善。胡仲結婚後夫妻感情不睦，不久病死，留下年青又無子的媳婦，本應再嫁，老太爺到上海和胡長官商量，胡答應出三百元替他另覓對象，但回去一問媳婦，媳婦當然不敢說：「我要出嫁」，三弟琴賓也認爲不應把遺孀繼續留下來，但老太爺不肯讓她再嫁，亦終於抑鬱而死，其間倒是沒有不貞的問題，但生理上使一個年青女子守幾十年的寡，無論如何是不合人道的。媳婦妯娌之間也常有爭吵，有幾次無法平息，章太夫人總請我去調解。際清先生對家事的處理不當，引起了許多不應當發生的事故。
㈢ 進黃埔的原因
逃避婚姻是他涉入軍校的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因素是孝豐已無發展的餘地。王氏小學校長王繪青辭職，不久族長死了，學校經濟恐慌，優秀教員相繼離去，多數考入東南大學深造，我改任縣立小學校長，另外一位同事陳嘉謨也離去。當時方秉性、胡宗南、我和陳嘉謨，在校中有「四大金剛」之稱，四大金剛走了「三大」，在心理上使他難以再教下去，而地方派系爭鬥極烈，環境和心理的威脅迫使他不得不離開鄉里。
婚事不睦，再加上地方缺乏出路，使他想到出外去開闢天地。民國十二年離家去上海找知友胡公冕，胡公冕在孝豐當過哨官，和胡長官是莫逆之交，這一年到上海沒找到他（時胡公冕已到廣東），卻正值黃埔軍校成立，於上海秘密招生，同鄉闕懷珍（於上海從事情報工作，曾任蔣先生副官，和陳果夫亦有交往）知道消息，介紹胡先生投考軍校，這個意外的際遇決定了他日後的前途和事業。
那一年，我在他之後也去上海，在東南大學暑期學校進修；暑期學校舉辦兩期，胡公冕和胡宗南都在暑期學校上過課。我去時發現胡先生和民社黨名人江亢虎的妹子來往頻繁，同鄉見了都在講閒話，這女子鼻子高而端正，樣子滿漂亮的。我曾勸他不要和這女子來往，當時江亢虎聲望很高，後來終於聲名狼藉。暑期學校校長郭秉文容納各黨各派的名教授到學校演講，胡適之、江亢虎等都曾在此演講。胡宗南便在暑期學校中透過方秉性的介紹而認識張其昀。
胡先生也在這個時期投考黃埔，但他一直到初試錄取，決定不去之後才告訴我這消息。在上海他錄取的分數很高，但英文交白卷，在孝豐讀英文，不可能讀得好。至於他下去廣東參加覆試的原因，只是因爲怕英文還是交白卷，沒錄取的把握。我勸他無論如何要去，我說：「考了再講，兩廣既然需要青年，即使不錄取也另有辦法，不至於令青年走投無路，何況胡公冕也在那裡，還可以找他幫忙！」我又激他：「你現在已無顏還鄉了，假如你不去，只有一個辦法。我把校長讓給你，我校長不當還有一些產業可以過活，而你比我還窮，我只好把校長讓給你。」終於他決定赴廣東覆試，找到一位姓曹的把金戒指當了十一元，花八塊八買一張船票；第二天我送他上船，此後便開始了他一生非比尋常的功業。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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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一代人豪吴佩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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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曾虚白
庸報本身的組織，經顯光兄幾個月的努力，已經打定了很堅固的基礎，他就想進一步组織它的採訪網。要組織採訪網先得了解當時政治發展情況才能決定它的據點。那時候正是蔣公介石領導國民革命軍北伐前夕，軍閥鬥爭白熱化的階段。全國軍閥可分成五個領導中心。盤踞四川的楊森等，以及自稱蘇、浙、閩、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的孫傳芳都還是舞台邊上搖旗吶喊的輔佐勢力，佔舞台中心的真鬥爭者是關外稱王的張作霖，控制北京臨時執政府的馮玉祥，與東山再起在漢口自封為討贼聯軍總司令的吳佩孚。
這二人中尤以吳佩孚風雲際會掌握著時局的重心。因此，顯光兄決定庸報的新聞網應以漢口為中心，他決定自己到漢口去布置。下了這決心後，他問我願否同行一遊。我答，我不想遊，我願辭掉了現辭，認認真真的幹。顯光兄得我意外的承諾，當然非常高興。
顯光兄赴漢訪問吳佩孚是有他與吳早已建立友誼的把握的。他告訴我，當吳佩孚大敗奉軍戰役剛結束的那一天，他跟一個美國記者同訪吳佩孚於他火車上的行營。吳以盛宴招待他們，席間放言高論，說：這種內戰的勝敗實不足掛齒，那一天他能直搗東京，才值得記者的一記。這原是他酒後狂言不預備發表的，那知道那位美國記者竟認此為難得資料，發電成了該報的頭條新聞。日本駐華大使見報即向中國政府提出嚴重抗議，攪得吳佩孚徬徨失措不知怎樣解決這個問題。於是，顯光兄以當時同席的身分，自告奮勇，到日本大使館找到他認識的某參事，婉勸日本大使以息事寧人的姿態解決了這個問題。因此，吳佩孚確認董顯光是一位值得訂交的朋友。
我把天津的事全部安頓結束之後，在十四年的七、八月間跟著顯光兄出發到漢口。我們到漢口住在福昌旅館裡。那是我母舅開的，因此我食宿都可免費。安頓好了行李，顯光兄就直奔查家墩討賊聯軍總司令部登記他帶我要面訪玉帥（吳佩孚字子玉故尊稱玉帥）。不料，第二天就來了邀顯光兄與吾在總司令部晚宴的請柬。我們應邀往，這是我第一次訪問風雲人物的經驗，因此，印象特深。吳玉帥雖然穿著軍服，可看上去不像一個軍人。說話時摸著一撇小鬆子，倒像一個三家村的教書先生。
他本來是一位山東秀才，喜歡交文士，經常一杯在手，賦賦詩，揮揮毫，自命瀟灑，因此，我的表叔詩人楊雲史做過他的祕書長。可是，他一杯在手喝得過分的時候，卻會放言高論、目空一切，暴露他自視之高永遠執持己見不肯苟同剛愎狷傲自命不凡的弱點。他是一位高度愛國主義者，打倒列強，痛雪國恥，是他的政治最高目的。見諸行動，他在各省租界沒有收復以前，不獨不住租界，並且決心腳不踏進租界上地。因此，他在查家墩辦公，倘然有事要到租界那一邊去，他一定叫司機繞著租界外邊把車開過去，決不肯穿租界而過。
前述，他向外記者說，「直搗東京」那番話，確確實實是他的真心話。可是，他的愛國心在與我們那一次晚宴中卻流露了他孤僻狷傲自命不凡的弱點。他在喝了幾杯酒沒有拘束的狂言中，竟說西方文化都去自中國，他有一套說法。他說，中國史載老子騎青牛出函谷關往西走，没有說明到那裡去。實際，他是到了歐洲。以何為證呢？西方文字那樣彎彎曲曲是照著老子所騎青牛撒的尿描下來的。這套話，十足表現了這位吳玉帥剛愎自用的怪性格。
顯光兄把我介紹給吳佩孚之後，他就給我一個庸報駐漢口記者的名義，自己另往他處活動去了。我在漢口安定下來後，最先要研究的是這討賊聯軍總司令部的組織，發現吳佩孚這一次的確網羅了一時傑出的人才。最顯著者例如參謀長是蔣方震字百里，秘書長是張其鍠字子武。此外總參議章炳麟，軍務處長張福來，外交處長張志潭，交通處長高洪恩都是一時之選。他原來重用的舊人如我表叔楊雲史變成了祕書幫辦，張方嚴變成高級參謀，都不重用了。吳到漢之後，全國視線以武漢為樞紐重鎮，以吳為各路軍閥之長，其聲勢之宣赫可謂盛極一時。
我開始活動，集中結識張其鍠與蔣方震二人。蔣是軍事學專家，其學識造就之高，各方因敬仰他而增進與他的關係，故他與各軍閥間甚至廣東國民革命軍都有可以接談的線索。張其鍠是一位精通易理，擅長六壬占之術的一位學者。因為那時消息都集中秘書室，故我跟他攪得最熟。承他不棄很高估我，說他六壬神術不想傳人，遇到了我，他想將來有空傳給我。他的確是一個怪人。一身青布夾衫，最冷的冬天穿它，最熱的夏天也穿它。據他說，他也懂佛教密宗，每晨練功夫故得此奇效。我經常跟這兩位總司令部的核心人物往來故得當時局勢的全盤瞭解。
吳佩孚以討賊聯軍為號召，討的「賊」當然是當年奉直戰爭中打敗他的張作霖。但，實際他當年之敗於張，是馮玉祥倒戈抽了他的後腿才轉勝為敗的。他面子上反張，心裡真恨如切骨的還是倒戈的馮玉祥。可是，當時形勢，馮盤踞平津，又由他的第二軍軍長岳維峻做了河南督軍，吳要討張就非聯馮不可了。因此，吳一到查家墩就決定分兩路進攻張作霖在關內的兩翼；一路由靳雲鶚沿隴海路進攻盤踞山東的張宗昌，一路由寇英傑沿平漢路進攻盤踞平津的李景林。但兩路軍事行動都要經過河南省。河南省的督軍是馮玉祥部下第二軍軍長岳維峻。吳要推進兩路都要岳的點頭。靳雲鶚借路打張宗昌岳的點頭沒問題。
因為靳要動員的部隊都是吳佩孚失勢後散佈在河南省各處的雜牌軍隊，岳久認這些部隊都是他心腹之患，現在由靳雲鶚收集了統一指揮打到山東去是他求之不得的意外收穫，當然要盡力協助了。可是寇英傑借路打李景林卻威脅到岳維峻的安全。因為，寇英傑打得過去打不過去是一個問題，假定打不過去就得留在河南省裡，他豈不成了開門揖盜的傻瓜了嗎？因此，吳佩孚幾次派人請他點頭，他一方面盡量支吾，一方面暗電馮玉祥請示，馮覆電囑他以保境安民為名，重兵守湖北河南邊境。
這時候，張宗昌不等靳雲鶚發兵，立刻派人到漢口謁吳，表示他由衷的擁吳。說吳是山東人，兩個同鄉人應是一家人，故歡迎吳回山東去。李景林也同時表示擁吳。張作霖跟著暗中派員說吳，提出直奉聯合倒馮的建議，並以奉軍出關，恢復曹錕自由（時曹錕為段褀瑞所拘），與另組新政府為條件。吳初仍不決，後得情報說，馮玉祥祕密结合湖南貴州軍閥將與馮南北夾攻吳，吳才開始動搖，不再堅持討賊了。
我是在這個關鍵時刻到漢口的。在幾次訪問張其鍠與蔣方震之後，得到了上述當時局勢綜合的概念。我立刻決定要追踪吳張結合之能否真成事實。十四年十一月廿二日得到了張作霖手下的重要大將郭松齡倒戈的消息，我以為奉張受此打擊，馮玉祥必然更氣焰冲天，吳張結合倒馮的建議恐怕再也不會成事實了吧。因此，想方法求見張其鍠，請他告我吳佩孚對這突變的反應。不料，張告我的竟出我意料之外。吳佩孚得到張作霖受倒戈打擊的消息之後，不獨不因敵己者之受挫折而高興，反因張與他同受部下背叛倒戈的痛苦而表示高度的同情，立即賦詩道：「而今始知循環理，斜倚欄杆亂點頭。」並對張其鍠說：「我絕不乘人之危！」吳本在關外的雙城子設有討贼聯軍的司令部，得此消息後，即令撤銷這司令部，並調回了進攻山東的靳雲鶚部隊。
時局就這樣急轉直下了。吳佩孚在十二月卅一日通電結束討奉戰爭。吳佩孚、張作霖、張宗昌結成反馮聯合陣線，並得孫傳芳的響應。馮玉祥處在這種包圍形势中不得不通電下野了。
馮玉祥的下野是暫避風頭，他的勢力仍盤踞北京，控制了執政段褀瑞。跟著張作霖就自封鎮威將軍，宣言與政府斷絕關係。吳佩孚也就下令命寇英傑進攻河南與岳維峻開火。馮部國民軍沿津浦京奉兩路節節敗退。直奉聯軍進而包圍北京城。馮部國民軍不得不退出北京，執政段褀瑞跟著下野走天津。直至十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吳佩孚與張作霖在北京會談，決直奉聯軍對退守南口的馮玉祥部隊發動總攻，以吳佩孚為總指揮。
於是吳集中所部傾其全力進攻南口，久攻不下。不料，此時廣東的國民革命軍在蔣公介石指揮之下，發動北伐攻勢，得湖南唐生智的響應節節勝利，如入無人之境。吳佩孚遭此意外，不得不放棄討馮攻勢，回師防禦武漢。八月二十七日在汀泗橋一場血戰中，全線敗退潰不成軍，就此结束了這位吳玉帥的一世英名與輝煌事業。
以上是我跟著吳佩孚採訪所得的時局簡報。我能在短短不到一年期間中，親身經驗到中國政局最重要的轉捩關頭，接觸其核心人物，瞭解其運用策略，真使我初試記者工作自慶得到了意外的成功。憑我記者身分盡量以純客觀的眼光來評估吳佩孚的為人，我願意說，吳佩乎是北洋軍閥中最能配合我國民黨國民革命精神的一位革命軍人。國民革命軍在蔣公領導下北伐之前曾發歌電，主張對內召開國民代表大會，對外取消不平等條約，實際這些都是吳佩孚當時的一貫主張。
吳自衡陽撤軍之後就以全国人民應一致團结合力對外為號召。他不再堅持護憲，不贊成曹錕復任總统，對南方國民政府绝無用兵之意，衹想集中全力消滅其最痛恨的北方腐敗勢力。可是，對國民革命軍的號召他置若罔聞，為什麼？這衹是他剛愎狷傲自命不凡的個性在那裡作祟。他以為領導全國團结對外的重大任務衹有他有能力負擔起來，他因藐視國民黨而不甘參加國民革命陣營。這是他一生事業失敗的主要原因。他自己不參加國民革命陣營，也就罷了，不料，他竟進一步強迫馮玉祥與唐生智做了他的敵人，兩人都先後投機取巧參加了國民革命陣營，造成南北夾攻置自己於死地的戰略劣勢。
論馮玉祥，當吳張结合下野發通電時，電中對吳特示願投誠合作之意，文曰：子玉學深養粹，飽經世故，當能不念前嫌，共謀國策」。吳仍置之不理，以同情張受倒戈之痛而誠意助張，實際，張的合作亦衹利用他而已。這又是他剛愎個性害了他。再論唐生智，他是湖南原督軍趙恆惕的部下，倒戈逼走了趙而自任督軍。吳與趙有舊交，欲助其復位，趙無意政治逃到上海不接受吳的好意援助。吳應乘此不問湖南事了。不料他最恨的是倒戈，這次又遇到倒戈人。故不顧他要北上討馮，竟在南方攻唐而又製造了一個敵人。
唐生智是蔣方震做保定軍官學校校長時的學生，衹要蔣一句話，他會服服貼貼做吳佩孚的部下。張其鍠也力勸吳佩孚不要管湖南的事。他說：「湘事讓湘人自了。唐生智的勢力不可侮，縱然我們打下了長沙，打下了衡陽，湘省局部問題將演變成南北問題。」張其鍠目光遠大，已看到唐生智投入革命陣營的後患。可是吳佩孚一意孤行，造成自己南北夾攻的劣勢。這又是他剛愎自用的個性害了他。
吳佩孚倘然不受他個人英雄主義的蒙蔽，純粹根據自己的政治主張來決定他的行動，他應是北洋軍閥中第一個參加革命陣營的人。在這決策之下，他沒有改變他討賊號召的必要，仍以滅奉為消滅北方腐敗勢力的總目標，馮玉祥的投機無南向求援的機會，而唐生智這股新生力量自成其迎合國民革命軍北上的前驅部隊。吳佩孚倘然能夠這樣做，不獨他一生的功名事業彪炳史册整個改觀，中國的歷史也要全部改寫了。我真為這位一代人豪可惜。
——以上《一代人豪吴佩孚》，首发于《曾虛白自傳》（臺北： 聯經出版事業）第四、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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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陳炯明叛變的前因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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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超俊口述
1. 陳的出身及事功
陳炯明係秀才出身，家境不太寬裕，後就讀廣州法政學堂，學業成績甚佳，熱心革命，得講師李文範、朱執信等賞識，由朱介紹參加中國同盟會南方支部，擔任宣傳部長。法政學堂畢業後，籌辦海豐自治報，頗負鄉譽。黄花崗之役，爲選鋒隊長。新軍之役，以廣東諮議局議員身份掩護革命行動。
武昌首義後，陳炯明起兵攻取惠州，嗣後胡漢民爲廣東都督，陳爲副都督，黄士龍爲參都督。總理經香港北上．胡漢民隨往，廣東都督由陳代理．及總理辭去臨時大總統職，胡復任都督，陳出任廣東護軍使。二次革命失敗後，陳與李烈鈞、柏文蔚等在南洋另組水利促成社，當時黄克強在美，總理在日本，形成鼎足三分。
民國六年九月十日，護法政府成立，十二月二日，由廣東省省長朱慶瀾撥警衛軍二十營，成立援閩粤軍，任陳炯明爲總司令，鄧鏗（仲元）爲參謀長，率軍攻取龍岩、漳州、汀州各地，即屯軍於此。九年十一月，粤軍回粤，驅逐桂系，陳兼任廣東省長，十年五月五日，總理就任非常大總統，陳爲內政部長兼陸軍部長。不久（五月二十八日）陳率軍討伐陸榮廷，進至南寧，九月平定廣西，年底返廣州。廣東各界迎於天字碼頭，是爲陳的功業鼎盛時代。
2. 恩怨重重
廣東光復的時候，胡作都督，副都督有三人，爲陳炯明、朱執信、黃士龍。是時各路英雄集結廣州，胡從香港來，李準、張鳴吱投降。陳從惠州來，收容湘軍洪兆麟部，在石龍與王和順的綠林豪傑會合。廣州城內，土匪民軍甚多，龍蛇混雜，黑白不分，甚至包圍都督府，拿著炸彈要錢，因而被抓到槍斃的很多。總理自海外歸來，偕胡漢民赴滬，旋至南京就臨時大總統職，胡出任總統府秘書長，陳代理廣東都督。
當時有人擁護汪精衛，有人贊成朱執信，也有人推舉孫德彰（字壽屏，總理長兄）。汪、朱皆爲文人，無軍隊作後盾，民軍雖擁護孫德彰，但總理不以爲然，總理認爲他哥哥只能從事實業，不適合作都督，大家擁護他，有失公平，愛之反足害之，其議遂寢。德彰聞訊，甚爲憤慨，然亦莫如之何。德彰原在檀香山經營大牧場，有華僑二千人參加墾牧，後來在香港開酒店，以其雄厚資財，助總理革命，他有政治野心，但乏政治才具，知兄莫若弟，總理雅不願乃兄捲入政治漩渦，以自毀其聲譽。
總理辭臨時大總統職後，胡漢民復任廣東都督，陳炯明憤而走香港，雖被朱執信勸回，但陳、胡之間已深存芥蒂，分裂之機，即肇端於此。及二次革命失敗，黨員星散，總理至日本，組織中華革命黨，重振聲威，李烈鈞亦到日本，謁總理，總理詢曰：「君來此何爲?」答稱：「願繼續獻身革命。」總理乃面予責斥：「我將江西一省的重任交給你，你卻剛愎自用，不服從命令！叫你發動，你不發動；不叫你發動，你反而擅自妄動，貽杖謾C，一敗塗地，還有何面目見我?」烈鈞無辭以對，赧然走南洋，與陳炯明、柏文蔚、熊克武等組織水利促成社，與總理分道揚鑣，各行其是。朱執信赴南洋聯絡，碰壁而返。陳炯明自視甚高，夜郎自大，對總理並不忠實，至此竟別樹一幟。加之陳、胡間恩怨重重，裂痕日益加深，所以民國十一年陳的叛變，可說種因已久，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3.叛變的主因
陳炯明叛變的主要原因，可分左列四點說明：
（1）個人英雄主義：陳炯明極富個人英雄主義的意識，大家捧他，南洋華僑也擁護他。他在廣東的勢力很大，軍隊最少有十多萬人。他總想作領袖，不甘屈居人下。
（2）吳（佩孚）趙（恆惕）對陳的聯絡：在一般軍閥的心目中，陳炯明的名氣反在總理之上，因爲廣東方面，總理的力量是虚的，陳的力量是實的，總理只有對黨員的影響力，陳卻掌握實際的兵權。所以吳佩孚、趙恆惕都派人跟他聯絡，希望他贊成聯省自治，阻止總理北伐計畫的實施，並詭稱俟全國統一後，擁護他作領袖，適投其所好。
（3）社會主義派與共產黨的拉攏：陳是秀才出身，嗣又入廣東法政學堂畢業，嚮往社會主義，當其駐軍漳州時，許多社會主義者前往襄佐政治、宣傳、教育等工作，梁永弦任教育局長，派學生出國留學。陳秋霖主編閩星報，炯明親撰發刊詞，倡導社會主義。粤軍回粤後，邀陳獨秀主持教育，言聽計從，相處若師友，因此受毒甚深。鄧鏗常常說：「陳競存的思想最不堅定。」可稱持平之論。
（4）封建思想：陳炯明爲廣東陸豐人，該地甚爲偏僻，與外鮮交通。陳氏見聞不廣，不懂現代政治，不會國語，滿口的海陸豐土話。他雖一度贊成君主立憲，但未曾接受康梁思想，轉而參加革命，又不了解總理的學說和主張。所用部屬親信，亦多海陸豐人，非親即友。如鍾秀南、鍾芾農爲其表弟，陳達生，陳伯華爲其族弟，陳炯光爲其堂弟。其智囊馬育航則爲同母異父兄弟。將領如葉舉、洪兆麟、楊坤如、鍾景棠、黃強等，多不學無術，其中以黃強比較有知識，陸軍小學畢業，後留學法國，但妄自拿大，目空一切，到大元帥府，向不稱總理，只問「中山在不在?」其驕悍可知。此外諸將，率皆缺乏遠見，毫無知識，滿腦子封建思想，把廣東當成自己的天下。這種封建觀念的作祟，是促成陳炯明叛變的主要原因。
4. 叛變前的局勢
總理主張北伐，以武力統一全國，澈底肅清軍閥餘孽。陳則受吳佩孚、趙恆惕愚弄，持相反的意見，號召「模範起信」，建設兩廣，連絡西南。當時鄧鏗周旋雙方之間，頗盡緩和疏解之責。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鄧鏗被刺於大沙頭車站，傷重身死，不久，陳達生亦被刺隕命，因此雙方疑忌日深，終至不可排解。四月二十日，總理下令准陳辭去粵軍總司令與廣東省長職。陳即離廣州赴石龍，轉惠州。二十二日總理抵達廣州。此時陳將親信部隊，佈防於石龍、虎門各地，其駐桂軍隊，由葉舉率領，自南寧還師廣州。五月六日，總理離廣州抵韶關，九日在韶關誓師北伐，全力注意北伐軍事，而陳部主力則集中省城及白雲山等處，已顯露謀叛跡象，粵垣人心，一夕數驚，大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感。六月一日，總理令胡漢民留守韶州大本營，自率衛士回廣州，以資鎮懾，未料竟發生十六日陳部砲擊觀音山之變。
5. 叛變經過
六月十四日，我得工會密報，葉舉偵探長黃福生連日積極行動，葉部機關槍隊，已密布交通要道。下午二時，我去觀音山粤秀樓晉謁總理報告，總理不以爲然。下樓時，往吊橋，遇廖仲愷，告以葉舉、洪兆麟、李雲馥等，調兵遣將，甚爲頻繁，有一觸即發之勢。廖故示鎮定，但已顯露恐懼之色。並對我說：「萬不可聽信謠言，自相驚擾，妨害大局。」
十五日，居正、馬君武去白雲山訪葉舉，傳達總理推誠相與之意，葉舉佯允服從。當日下午，秘書長謝持已知陳部密謀，秘書林直勉兼廣東電報局長，亦檢獲陳部密通北政府證據，同時報告總理，恐粤軍有不軌行動，宜速離公府，以防反側，總理拒絕。夜間三時（十六日晨）洪兆麟已率隊包圍總統府，總理仍堅持不去，經林直勉、林樹巍等數人強挽出府。此時各重要街口皆已佈滿步啃，不能自由通行，總理單身走至財政廳前，恰遇洪部大隊，乃雜入隊中同行。總理臨變鎮靜異常，從容不迫，洪部以爲同事，亦不查問。至永漢馬路才脫險至長堤，安抵海珠海軍總司令部，與海軍總司令溫樹德等同登楚豫艦，召集各艦長，決意戡亂定難。
6. 營救孫夫人
當天夜裹，我得到陳部叛變的消息，即偕余妻沈慧蓮女士趨往粤秀樓營救總理，雖衝過叛軍數條防線，然終被阻，不能進入。天亮後，我打電話給總統府衛隊長馬湘（係我的族姪）與黄惠龍。我問：「總理在那裹?」他們說：「已經脫險了!」
「夫人呢?」「還在粤秀樓。」我囑他們二人，務必盡力與敵人周旋，乘隙保護夫人向附近水母灣馬伯麟家突圍。同時我又電請廣州衛戍司令魏邦平，迅速設法營救夫人。十六日下午三時，馬湘、黄惠龍護送夫人突圍逃去，惠龍中途被衝散，四時，馬湘與孫夫人到達馬伯麟家。
我聞訊後，立偕余妻馳往，留余妻隨侍孫夫人，我即赴沙面與工部局巡捕長吳有、副巡官姚昌等商洽奔走接應辦法。繼又返馬伯麟家，請孫夫人改著黑色紡綢衫褲，與余妻並肩步行，我作前導，馬湘殿後。行至濠畔街十三行杉木欄，孫夫人體力漸感不支，舉步維艱，這時突有人呼喊「宋慶齡」者，我急中生智，找到一付肩輿，供夫人乘坐，至沙面西橋閘門，遇有叛軍十餘人趕來，喝令停止檢查，吳有、姚昌正在門閘等侯，立啟閘門。我們迅速進入，即刻將閘門關閉，總算化險爲夷，又逃出了一關。
十七日晨，我到嶺南大學訪鍾榮光校長，設法營救孫夫人出險。適孫哲生與美籍顧問努文先生趕來，乃共同商定營救辦法，借電船一艘，駛至沙面，由余妻及馬湘伴夫人登船，冒槍林彈雨，折返嶺南大學，再由我與努文先生一同登船護送夫人至黃埔永豐艦，與總理團聚。
7. 十萬懸賞
我將孫夫人救出後，即集中全力，策動工人，配合戡亂工作。陳炯明鑒於驅逐桂系之役，工人發揮了最大的力量，認爲必須將我逮捕，始足小米消弭工人主力。乃懸賞十萬元，購線搜緝。七月二日，我正在自來水廠召集穗垣各工會領袖開會，被陳偵悉，秘密照會英、法領事，派遣大批軍警，包圍自來水廠，將閘門關鎖，使人無法逃出。軍警直入會議室，余妻沈慧蓮躲入門後，其餘在場十六人，全部被捕，交吳有、姚昌二人看守。
吳、姚爲我的老友，乘機以余妻補我的空缺，我即從窗口跳出，爬上水塔，至第四層，向下眺望，見軍警層層密佈，真是插翅難飛。當時抱著殺身成仁的決心，從四十八尺高的水塔上躍下，落在游泳池走廊之旁，僅昏暈片刻，毫髮無傷，可稱奇蹟。清醒後，軍警並未趕來，乃跳入游泳池內，游水數碼，至岸邊，適有泳客所遺空牛奶瓶四隻、毛巾兩條，即偽裝游泳池僱工，以毛巾捆紮奶瓶，携之向水池便門走出。至馬路口，被軍警發覺，持槍追來，正危急中，恰遇一商店夥友，穿著黑拷綢衣褲，跟我的服裝完全一樣，帶有大批現鈔，看到我跑，認爲有強盜追來，也落荒而逃。
軍警誤認他就是我，乃向之窮追，我則乘機逃入救火局後面廁所，此時忽然陰雲密佈，風雨大作，雷電交加，如有天助。我乘軍警防範稍懈之際，再逃至魯麟洋行倉庫，管理人將我藏於箱內，屏息噤聲，達數小時。十點半鐘，巡捕果來搜查倉庫，幸未發現。至深夜，姚昌跑來慰問，並雇小艇一艘，叫我僵臥艇內，偽裝患急症暴卒者，偷渡至白鵝潭，繼到花地，即轉往黄埔，登永豐艦謁總理，報告廣州工人運動的情形與逃亡之經過。本擬即返廣州，繼續策動工運，總理認爲危險太大，堅囑暫留艦上。當時蔣公中正赴難來粤，日侍總理左右，故得時相過從。未幾，局勢惡化，海軍携貳，必須另闢途徑，完成革命大業。乃由蔣公、汪精衛、陳羣、黄惠龍、馬湘、陳煊、趙植芝與余八人，及數名衛士陪同總理離永豐艦，逕赴上海。
8. 霞飛路不歡之宴
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總理在北京逝世，灵櫬暫停於西山碧雲寺，並保存總理生前衣物。八月初我隨孫哲生先生到達上海，十七日，黄大偉邀宴，並且說純係爲我們洗塵，絕沒有外人參加。當天中午我與孫哲生如約到達霞飛路底黄宅。進入客廳，陳炯明、馬育航竟赫然在座，始悟此係黄大偉有意之安排，俾使雙方言歸於好。當時情形甚爲尷尬，彼此寒喧後，陳囁嚅而言：「我一生最遺憾的事，是背叛了中山，而且在其臨終時，也没有機會見他最後一面，解釋誤會，實感衷心難安。」言下不勝傷感。我怫然作色說：「死者已矣，夫復何言?」立即拉著哲生走出，結果不歡而散，飯也沒有吃成。我認爲這並不是個人的仇恨，而是國家的仇恨，私誼方面儘可通融，而出處大節，分毫不能馬虎。
記得陳炯明叛變後，總理寬大爲懷，派吳稚暉、李石曾、汪精衛、白映斗（五臺人）到惠州小西湖百花洲勸陳寫悔過書，陳態度頑強，堅持不肯。曾幾何時，今突然表示懺悔，真是「既有今日，何必當初。」
平心而論，陳操守尚佳，廉潔自持，其在廣東施政，如禁煙、禁賭、民選縣長各項，皆頗著成績，粤人對他的印象良好，亦非偶然。可惜他缺乏中心思想，一朝鑄成大錯，致百身莫贖。如果他能一心一意擁護總理，則總理視爲心膂股肱，畀依之殷，他人豈能望其項背?
則定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繼承總理衣缽者，舍彼其誰? 若然，以後的局面，或將完全改觀了。
——以上《陳炯明叛變的前因後果》，摘录自《馬超俊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研院）
——附注：馬超俊(1886-1977)，廣東台山人。曾在舊金山庇利魯魯機器造船廠工作，後入日本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系，加入同盟會，參加鎮南關、黃花岡諸役。武昌首義，曾率華僑敢死隊守漢陽兵工廠。後負責全國工運。1924年中國國民黨改組，先在上海組孫文主義學會，後赴北京參加「西山會議」。1928年後，歷任廣東省建設廳、中央黨部訓練部副部長、立法委員、南京巿長、國民政府委員。抗戰時任社會部副部長、中央黨部組織部副部長。勝利後復任南京巿長，調中央農工部長。赴台後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紀律委員會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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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孫 科： 八十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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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世述略
民國三十一年，國立中山大學的史學教授羅香林寫了一本「國父家世源流考」。羅先生這本書，對於我們香山孫氏這一支派，如何自中原轉徙江南，而後定居於廣東香山縣翠亨村，根據史料，作了一個扼要的敍述。
按我們孫氏這一族，在唐以前，都是住在河南陳留；晚唐僖宗時，我們的遠祖，時為中書舍人及兩浙節度使的孫拙，有子曰孫誗者，甚賢能，黃巢亂起，充承宣使，引兵遊擊閩越江右間，以軍功封東平侯，屯於虔州虔化縣，就是現在江西的寧都縣，由於治績懋著，百姓乂安，為當地父老所挽留，就在那裏定居下來。孫誗公五傳至承事公。遷居福建長汀的河田。
明永樂中，有友松公者，再遷廣東東江上游紫金縣的忠壩公館背；又十一傳至鼎標公，時當明清之際，鼎標公隨鍾丁先起義抗清，勇敢善戰，為鍾所器重，嘗於一日陞官三級，時人稱公館為連陞館，頌其功也。後鼎標公以兵敗，族人多離散；其子連昌公，遷居增城；康熙中，再遷至香山縣涌口門村，又二傳至殿朝公，復自涌口門村遷居翠亨村。
殿朝公是國父的高祖，其子恒輝公生敬賢公；敬賢公生三子：長為達成公；次為學成公；三為觀成公。達成公娶楊太夫人，亦生三子：長德祐公，早殤；次德彰公；三德明公。就是國父。光緒十一年（公元一八八五年），國父奉達成公命，娶同邑外學鄉盧耀顯公之女慕貞女士為妻。生我及長妹金琰、次妹金琬三人。
以上略述，計自友松公算到我的兒子治平、治強，恰好是二十代；從遷到翠亨村起，算至我這一代，也有六代。從史書上看，我的祖先都是深明民族大義，很重氣節的。宋亡，則不仕於元；明亡，則不仕於清。到了抗清兵敗，就乾脆隱居起來，過著耕讀傳家的生活。這種屢世相傳的民族大義，對國父的影響是很大的。他後來之所以領導國民革命，推翻滿清帝制；一方面固然是受當時的環境所刺激；另一方面，也未嘗不是祖先遺傳的結果。
二、我的童年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一年農曆九月十八日（公元一八九一年十月二十日；清光緒十七年辛卯），我生於廣東香山縣（後改為中山縣）翠亨村祖宅。我出生的第二年，國父在澳門開了一家中西藥局，執業行醫，所以我就跟母親搬到澳門與父親同住。不久之後，又遷居香港。
公元一八九三年，國父與鄭士良、陸皓東、尢烈、陳少白諸先烈，卽已開始籌商革命進行工作，決意推翻滿清。國內由鄭先烈結納會黨，聯絡防營；國外則先父於一八九四年十月，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發佈宣言，先父深知今後他自己的行踪必然飄忽不定，安危莫卜，對家人的安全，不能不有一番妥善的安排。於是就在一八九五年冬，當第一次起義失敗以後，託同鄉陸燦先生，把祖母、母親、長妹金琰和我四個人，護送到檀香山先伯父德彰公那裏去居住。
先伯父所經營的農場，叫做姑剌山牧莊，在檀香山的茂宜島上。那是一處人煙稀少的偏僻地區，很不容易找到一個和我年齡相當的玩伴。好在牧場裏養不少的馬和牛，一天到晚儘逗著那些牲口玩，倒也十分快樂。我六七歲時就學會了騎馬；馬是沒有鞍子和韁轡的，祇在馬頸上繫一根繩子，卽縱身躍上馬背，到處馳騁。有一次不慎從馬背上翻下來，跌破了頭，我怕大人斥責，影響以後騎馬的樂趣，所以忍住疼痛一聲不吭，裝得蠻不在乎的樣子。此外，我也經常幫助大人做些擠牛奶的工作，有時還跟著大人把農產品運到市場去銷售。
有人戲稱先伯父為「茂宜王」，的確，先伯父的農莊，在那個島上算是最大的，佔地一千多英畝，僱用的工人有好幾十個，事業相當發達。不過後來因為贊助先父革命，虧累甚多，不得不在一九○九年將農莊拍賣償還債務，擧家遷回九龍牛池灣租地耕種。我則仍留檀島讀書。
三、求學經過
初到檀香山的二三年，我沒有正式讀書，一則因為年紀還小；二則附近也沒有學校。祇由先母教我唸些「三字經」、「千字文」、和「唐詩三百首」等，又教我臨摹字帖。這樣經過二三年，先伯父纔請來一位老師，他是香山斗門靠近新會的人，姓黃，名瑞祥，號鏡湖。黃先生來的時候，我已有七八歲了。先伯父還招集附近的十幾個華僑兒童，就在距離農莊一里多遠的地方，蓋了一幢木屋，辦起私塾來。黃先生教的都是四書、五經一類的中國古書，我大約讀了四五年之久。
在私塾畢業後，我就離開先伯父的農莊，到同島一個小港埠叫
「卡荷雷」（Kahului）的地方，寄居在一位程姓友人所開的雜貨店裏。離這個小港埠大約三英哩的地方，有一個小鎮叫位祿庫（Wailuku）那裏有一所羅馬天主教會所辦的聖‧安東尼學校（St.
Anthony school），它就是我開始轉習西學的啟蒙學校。這校本為八年制，因我讀書特別用功，成績都很好，所以祇讀了四年就畢業。
一九○六年，我考人檀香山聖‧路易士學院（St. Louis
College）。該校名為學院，實際只等於我國的普通中學。開始時，我是住在興中會同志鄭金、鄭照昆仲家中，後來因為離校太遠，往返很不方便，索性搬到學校宿舍去住。這時，由於年事稍長，英文閱讚能力增強，每天都要看新聞，對於國際政治動態，漸漸感到興趣。民元前一年（公元一九一一年），我在聖‧路易士學校畢業。這年七月，先父召我到舊金山，要我進入加州大學，其時蔣夢麟先生正在加大讀書，先父特別託他就近照顧。那時加大的入學條件很嚴，除一般課程外，還須懂得德文、法文、拉丁文和希臘文。當我正忙著補習這四種語文時，國內已經發生了辛亥革命。我竟日參與海外的宣傳工作，無法靜下心來讀書，就乾脆把求學的事暫時停止。
一九一二年，辛亥革命成功，改元為民國元年。二月初，我奉先父電召返國，稍後，先母也帶着妹妹金琰、金琬和堂姊巽霞到南京來，住在臨時大總統府（原為太平天國的天王府，後改為國民政府）。四月，先父辭臨時大總統職，接受湖北各界的邀請，西上武昌，我和妹妹隨侍。未幾，又同先父回到上海，坐海船南下至福州，晤福建省都督孫道仁，再赴廣州，晤廣東省都督陳炯明。
同年七月，袁世凱撥了約一萬美元給我和兩個妹妹，作我們去美國求學的教育公費。我便帶着她們二人，再度赴美求學。途經檀香山時，於七月二十二日，與內子陳淑英結婚，時年二十二歲。八月，參加加州大學的入學考試，德文、法文和拉丁文，我自信及格決無問題，希臘文却毫無把握。這一關通不過，入學仍然無望。後來，還是蔣夢麟替我想辦法，他說：『希臘文和中國文，在美國都算是外國文，如果能夠用中國文代替希臘文，問題就可以解決』。當時加大的東方語文教授，就是曾在我國擔任過江南製造局教習的傳蘭雅氏（Dr.
John
Fryer）。夢麟陪我去和他商量，欣然得到同意。他用英語問了我一些關於四書、五經的內容，非常滿意，隨卽給我一張及格證明，正式成為加大的學生。
我入加大讀書以後，先父特別囑咐我要文科與理科並重。因此，我就主修文科，兼修理科；理科方面的功課，包括有天文、地理、地質、生物、古生物、人類學等。此外，我還選修了政治學方面的「各國政府」及「地方政府」、法律學方面的「羅馬法」和「英美法」，其他經濟學、會計統計學、保險學的學分我也修過。那年，美國發生鐵路運費管制問題，銀行則採聯邦準備制度（Federal
Reserve System）。我對這兩件事都很感興趣，覺得可以作為我國將來處理這類問題的借鏡，故又選修了「鐵路」和「銀行學」的課程。
一九一六年五月，我在加州大學畢業。這時，我的長子治平和次子治強都已出生。同年夏，我決定到美國東部去，先僱人送內子和治平、治強返回檀香山岳父家中，八月中，跟一群同學由加州東行，經鹽湖市、芝加哥、華盛頓而至紐約。九月，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主修政治，經濟和理財，選修新聞學。直到一九一七年美國參加歐戰，我因已得到碩士學位，遂整裝回國。求學期中，我的若干活動，除辦報一事另闢專章敍述外，其餘宜在此附帶一提：
一九一○年，同盟會在檀香山「大聲週刊」社（本黨宣傳機構之一）樓上擧行加盟大會，由先父主盟，參加的確實人數已記不十分清楚。那時，我將滿二十歲，對世界革命潮流，和中國非革命不足以振衰起敝，救亡圖存的道理，頗能深切理解，遂決意獻身革命，正式加入黨的活動。
一九一二──三年間，美國朝野對於我們國內的革命情形都很注意，經常有些演講或座談，邀我去講有關中國革命的問題。這樣難得的宣傳機會，我當然是不計代價，有求必應；但主辦的人，每次除了招待吃飯之外，還送二十五美元作為酬金，對學生時代的生活，亦不無小補。
那時，林子超（森）先生正奉派為本黨駐美洲總支部部長。林先生是福建閩侯人，原在九江稅關做事，僅略諳粵語及英語，為了工作上的方便，曾聘我任他的英文秘書和粵語通譯，遇到有什麼團體請他演講時，都是先由他自己擬好中文稿，交我譯成英文後，再請本黨的法律顧問Robert
Norman潤色。民國二年二次革命失敗後，黃克強（興）先生伉儷率隨員十餘人抵美，所到之處，無不受僑胞熱烈歡迎，紛紛請他演講。但黃先生一行，沒有一個人會說廣東話，我便陪他遍訪僑區各地，代為傳譯。
我在求學的時候，功課原已十分緊迫，加上辦報和演講等工作，一天到晚，忙個不停，但先父不時從各地寄來一大包一大包的書籍要我閱讀。如果他在南洋一帶旅行，寄來的幾乎全是我國的線裝書；到了歐、美，便寄英文的各種名著來，像「通鑑紀事本末」、「讀通鑑論」、「進步與貧窮」、「互助論」、「達爾文遊記」、
「物種由來」、「麵包的征服」，及「莎士比亞全集」等。都是我在那一時期曾經讀過的書。記得我所收到的書中，也有不少關於各種思想和主義的著作；但是沒有一本是馬克斯和恩格斯這一類人所寫的。這可證明先父對於他們的思想和主張並不贊成，所以也不讓我去研究。
四、記者生涯
一九一○年，本黨在檀香山辦了兩個刊物：一個是「自由新報」；一個是「大聲週刊」，我都擔任過編輯工作。那時候辦刊物，無論人手、經費、工具和消息來源都很缺乏，好在大家都年富力強，並受到革命熱情的鼓舞，根本不計較這些。講到消息來源，我在「自由新報」負責編地方新聞和世界新聞，在編寫之前，總是先看幾份英文報紙，然後就其性質相近的消息譯成中文。至於取材的原則，地方新聞是以足供我國實行地方自治之借鏡者為主，世界新聞則以報導各國革命情形和政治改革，用能鼓動僑胞的革命情緒。後來，我替「少年中國晨報」編寫墨西哥革命消息，替「民氣報」編寫俄國革命新聞，都是依據這個原則。當時各方面的反應，也確實發生了相當的作用。一個報人能見到自己的東西引起廣大讀者的共鳴，內心當引以為快慰！
一九一一年我到舊金山，那裡也有本黨的幾個刊物，我都受聘擔任工作。「少年中國晨報」於是年創刊，由李是男、黃芸蘇、黃伯耀先生等主持，我也擔任過編譯。館址設在唐人街，由學校到報館，要靠輪船渡海，每次總要工作到深夜十一時左右纔能返校。此外，我還和馮自由先生另編了一本雜誌叫做「民口月刊」，僅出版十餘期，卽告停刊。
一九一七年，我到了紐約，便又在「中國城」協助同志辦了一個刊物叫做「民氣報」，每週撰寫「國際問題」的社論。是年，俄國革命發生，我讀英文報刊，發現其中許多消息，頗能激勵人心。因此，又負責將這方面的新聞迻譯刊出，受到讀者普遍的歡迎。民國六年，我回到廣州，先任大元帥府秘書。八年，除改任參議院議長林子超先生的秘書外（前考試院首席參事陳天錫君，就是那時的同事），並和黃憲昭合辦了一分英文「廣州時報」（Canton
Times），由我編寫國內政治新聞。
以前在國外辦中文報刊，我是把英文報上的消息譯成中文；現在在國內辦英文報，又要把中文報上的消息譯成英文。這樣翻來覆去的迻譯，對我個人來說，也算是「在職進修」了！黃憲昭是美國密蘇里大學最初設立新聞學院的學生，他英文造詣很深，中文程度則不及遠甚。當時他負責寫每天的社論，有時碰到沒有什麼題目好寫，就把從前刊出過的社論找出來再登一次。記得有一篇題為「吹你自己的牛角」的社論，竟然重複登了三四次，我提醒他這樣做不太好，他却說這種文章沒有「花邊」的趣味，有些人未必看；看過的人也未必記得，多登幾次沒有關係，你就把它當廣告好了，我不禁為他這種偷懶的妙論笑了起來。
五、三任廣州市長
自從做了新聞界的逃兵以後，卽奉派擔任廣州市政廳廳長兼廣東治河督辦。不久，廣州改制為市，我仍任市長。改制時，廖仲愷先生知道我曾在加大習過市政，一定要我負責起草市政條例，窮一夜之力，擬妥「廣州市組織條例」二十條，那時省長是陳炯明，就送請他公佈。按條例規定：市政府以下，分設公安、工務、財政、教
育、衞生及公用六局，其中「公安」與「公用」二詞係我所首創，後來一直沿用未改。
民國十一年二月，國父已下令北伐，由李烈鈞攻江西，許崇智取湖南。三月，陳炯明叛跡漸露。國父以其阻撓北伐，決回師督粵，並准他辭去廣東省省長及粵軍總司令職。省長一職好像是由伍廷芳接任。六月十五
日，陳部師長葉擧等電請國父與徐世昌同時下野。這天晚上十一點多鐘，我已就寢，當時，我家住在附郊的東山，東山公安局局長吳玉雲跑來敲門。他說：『今天晚上一定有事，現在東郊已經實行戒嚴（交通管制），東山到省城東門的馬路也不通了，我看一定有嚴重的兵變發生』未到黎門，城中鎗聲亂發，我們就匆匆整裝，坐了一艘小摩托船到達對岸康樂村的嶺南大學校，住在一位外國教授家裡。國父脫險抵海珠海軍司令部。我本來想去海珠，但國父來信以交通多險阻相拒，並要我趕快到香港去籌錢。
談到籌錢，不禁令人想起那時革命事業的艱苦。回憶民國六年，我剛從美國回來，在黃埔晤見國父，就派我偕同參議陳民鍾，秘書黃展雲到菲律賓去募款。因為革命事業在在需錢，而國內竟沒有固定的財源，幸而僑胞都深明大義，爭先恐後的慷慨輸將，令人十分感動。民國九年，也就是我就任廣州市長的前一年，國父並曾命朱執信，古應芬二先生和我在香港組織機關，支援討伐莫榮新，一切財務都由我負責籌措經營。故此次赴港籌款，算是第二次。
八月，國父在上海發表宣言，提出國是主張，決定改進本黨黨務。九月，指定管鵬、茅祖權、陳獨秀、張秋白、陳樹人、葉楚傖、劉芷芬、彭素民和我九人為國民黨改進案起草委員。翌年十月，國父派鄧澤如、林森、廖仲愷、譚平山、陳樹人、許崇清、謝英伯、楊庶堪和我為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起草黨綱章程，辦理各地分部登記，準備召開全國代表大會。這時，陳炯明已遁走惠州，由我繼續擔任廣州市長。
民國十三年秋，我辭廣州市長職，奉國父命赴瀋陽聯絡張作霖討伐曹錕、吳佩孚。翌年、第三度擔任廣州市長，另外兼任國民政府委員，廣東省政府建設廳長，中國國民黨廣州市黨部組織部長及治河督辦等，兼職旣多，忙碌自不待言。其時有一件事，至今記憶猶新，那就是廣州市政府與省建設廳爭地產，市政府用我的名義去函建設廳；建設廳又用我的名義函復市政府；後來覺得兩個機關旣然都由我負責，這樣函來函去，永無了期，實在不是辦法。於是研究雙方所持理由，斷然解決，這重公案纔算到此結束。廣州市長一職，大概到民國十六年才辭卸。同時離職的，有現任考試院秘書長鍾天心同志，他那時是市政府秘書。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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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總理聯俄容共及北上逝世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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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超俊 口述
一、聯俄與容共
1.初期的聯络
民國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共產國際代表馬林（G．Maring）到桂林，逗留三日，兩謁總理，並提出三項建議：⑴改組國民黨，聯合社會各階層，尤其是農工大眾。⑵創辦軍官學校，爲建立革命武力之基礎。⑶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總理期期以爲不可，反覆辯論，馬林毫無所獲，廢然而返。不久遠東共和國在赤塔開勞工大會，北方以李大釗（守常）爲代表，南方則以我爲代表，即向總理請示，以定行止。總理說：「現正出師北伐，你如前往，誰負責工會和運輸工作？」乃改派黄文山參加。
陳炯明叛變之前，我在廣州作工運工作，經常晉謁總理，談論勞工問題，以及青年人的理想，有時則用電話交談。很多重要會議我也應邀參加。其時陳獨秀擔任廣東省教育會長，馬文車作秘書長，譚平山、楊匏安、陳公博等都在廣州，這一批人都是共產黨。S．Y．（社會主義青年團）、C．Y．（共產主義青年團）、C．P．（共產黨）都很活躍，他們陰謀奪取工運領導權，以便打擊本黨，我隨時將彼等活動情形與陳逆叛變陰謀報告總理，廖仲愷卻駡我挑撥離間，可見其成見之深。
2. 總理聯俄容共的苦衷
民國十二年一月，總理與蘇俄代表越飛在上海晤談，越飛說明列寧的主張，是解放被壓迫的民族，放棄沙皇時代在中國掠奪之一切特權，尊重中國之獨立及領土的完整。總理對人，向來推心置腹，聞越飛之言誤信爲真，頗有聯俄容共之意。當時我與孫哲生在蘇州、無錫，聞訊趕回上海，力勸總理應慎重將事，並陳述中國共產黨的反覆無常，非但在粤擁護陳逆，並向各地工會詆毀本黨主義，肆意搗亂。
上海工界領導人物，亦對共產黨深惡痛絕。希望總理萬不可輕信越飛之謊言，任共產黨羼入，纂奪黨權。我倆八次密陳，最後總理對我們說：「現在國家患嚴重的貧血病，南北都被軍閥所割據，要打倒軍閥，救國救民，一定要靠青年。青年熱情澎湃，思想激進，本黨如不收容他們，反易誤入歧途。如今雖允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但有黨的紀律可以制裁，不怕他們不服從。而且有我在一天，他們決不敢胡作妄爲。」言時聲淚俱下。我倆說：「我們不是不要青年，是不要共產黨。」但終無法改變總理的決心。
3. 永安公司談判
十一年某月某日，總理派張繼、居正、汪精衛、戴傳賢、謝持諸同志，假上海永安公司大酒樓，邀共產黨領袖陳獨秀等談判，我與工界代表吳公幹、何中民、關民生、張志餘、張渭川、王光靜、吳子恒，等亦皆列席。先由本黨同志說明三民主義是救國建國的主義，全國人民莫不擁戴。中國共產黨，企圖以共產主義赤化全國，唯蘇俄之馬首是膽，本黨同志堅決反對。中國並無所謂階級闘爭的情形，但中國共產黨卻在北京、上海、廣州、四川、天津、青島各地，挑撥階級闘爭，製造糾紛，本黨同志，咸感惋惜。最近廣州「群報」，竟著論擁護陳逆叛變，尤乖情理之常。後經陳獨秀說明，廣州方面譚平山、陳公博等所主持之報紙，其言論並非出自本人授意，須由譚平山、陳公博負責。繼而解釋中國共產黨決無意製造階級闘爭，更無鼓動工人反對三民主義與孫總理之意向。經此次談判後，雙方意見漸趨接近，遂有總理與越飛共同宣言之發表。
4．汪精衛之妙喻
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後，我參加廣州市黨部工作。市黨部委員爲孫哲生、吳鐵城與我三人，我兼任工人部長。那時中央黨部的工人部長是廖仲愷，他的思想左傾，受共黨人員操縱，每次談到共黨問題，他都意存偏袒。我因職務關係，與廖時有接觸，輒發生激烈爭論。每當他理屈辭窮，便面紅耳赤的說：「人家行，我們不行！我們落伍！落伍！落伍！」雖然如此強辯，但我毫不爲其所動，廣州一市，我們絕對不允許共產黨逞其鬼蜮伎倆。
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汪精衛視察京、滬、漢黨務後回粤，在廣州市黨部暴行秘密會議。當時出席者，有鄧澤如、黄隆生、孫科、吳鐵城、劉蘆隱、黄季陸、陳其援、潘歌雅與余等十餘人，汪精衛報告視察各地黨務經過，歷述跨黨份子之凶狡情況，他幽默的說：「本黨容共，如患絞腸痧症，吞下一顆藥丸，誰料這顆藥丸，就像孫悟空鑽入腹內，大翻筋斗，使你痛得肝腸寸斷。」這個妙喻，甚爲恰當，共黨之患，就是病急亂投醫的結果。可惜汪精衛缺乏自知之明，終於也上了共黨的圈套。
5. 工運之闘争
「二七」慘案（十二年二月七日京漢鐵路罷工案）發生後，我在上海聯合海員工會、機器工會、紡織工會、南洋煙草職工同志會等團體，發起組織上海工團聯合會，經籌備半月，即正式宣告成立。參加之工團有三十二個單位，所屬會員，達三十餘萬人。是年上海工人節（即「五一」勞動節）大會即由該會召集，赴會者達八萬餘人。本黨特派汪精衛、葉楚傖、邵力子諸人到會演講，而各國工運領袖，如日本勞工總監木鈴文治、西尾朱廣，國際勞動局之安特生女士，及萬國勞動聯合會書記雪恩脫等，均應邀蒞會，盛況空前，並通過工會運動方案。
工團聯合會成立後，原大有可爲，惜上海華洋雜處，情形複雜，本黨控制力量，尚未鞏固，而中共重要份子毛澤東、惲代英、沈澤民、向警予等，又奉派在本黨上海執行部擔任要職，彼等利用職權，向工人羣眾進行滲透，並將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由北京移至上海，不久此項組織即將上海工團聯合會之領導地位，取而代之。
共黨既得志於上海，復開始對廣州工運工作進行纂奪，但因我在廣州，無法逞其狡謀，他們乃利用中央委員于樹德，及順德縣黨部誣控我與孫哲生、吳鐵城三人，阻碍廣州市各級黨務發展，爲唯一之反動派，此爲跨黨份子對本黨反共人士公然之攻擊。而當時本黨上海、漢口、北京、東北、哈爾濱等處執行部，紛紛函電密報共產黨員加入本黨之陰謀，與其製造糾紛，肆無忌憚的情形，事實俱在，不容狡辯。故彼等對我們的控告，在中央黨部亦未收到預期之效果。
二、總理北上與逝世
1. 北上
民國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馮玉祥、胡景翼兩軍由熱河潛回北京，聯合京畿警備副司令孫岳，發動北京政變，曹錕被扣。張作霖進軍天津，段祺瑞入京主持政局，張、段電請總理北上，召開國是會議。十月三十日，總理由韶關回廣州，先派孫科、謝无量赴東北報聘，並準備北上與會。
我於十一月初先乘英國皇后輪赴滬，召集在滬本黨同志及工運領袖，積極籌備歡迎總理北上大會。十一月十日，總理發表北上宣言，十三日乘永豐艦到達香港，改乘日本春陽丸，於十七日抵上海，民眾十餘萬人，齊集碼頭歡迎，全市懸旗，熱鬧非常。十九日總理在滬寓（莫利愛路二十九號）舉行茶會，招待新聞記者，宣佈此次北上目的。那天總理召汪精衛與我到他房間，對我們鄭重的說：「此次北上，關於軍事政治事項，由精衛負責，關於民運工運事項由星樵負責，你倆人要多作聯繫。」
總理原擬由陸路北上，惟津浦路受軍事影響，尚未通車。而在兩星期內，復無船直航天津，此時日本朝野有電邀請總理先往日本，商洽中日合作問題。總理乃作繞道日本之決定。於二十一日啟程赴日，我亦隨行，二十三日船泊長崎，二十四日抵神戶，二十五日晚由在東京、大阪、神戶之本黨同志開歡迎會。二十六日以後，總理接見日本友人並赴各地演講，「大亞洲主義」是總理二十八日在神戶高等女子學校之講詞。
總理北上之際，北方同志，原主張政府採取委員制，俟總理到京後，再決定組織政府，詎料安福系政客，迫不及待，不等總理到京，十一月二十四日，段得各軍閥之擁戴，自稱臨時執政，總攬軍民政務於一身，成立執政府。總理在日聞訊，深爲詫異，惟念國民久困兵燹，亟待蘇息，爲謀國家和平，仍毅然北上，並派我與汪精衛奉同志數人先行。總理於十一月三十日，自神戶乘北嶺丸，向天津進發，經黄海黑水洋，狂風巨浪，總理備感辛勞。十二月三日抵大沽口外。
2. 天津之停留
總理抵大沽口時，海河已封凍，輪船駛入，須賴破冰船引導。當時執政府派許世英、龔心湛（內務總長）在津爲總理籌設行館於張園，我與汪到津，郎前往會商佈署。那天傍晚，聞總理已抵大沽口，我與汪精衛、孫科、張國元、陳劍如及段執政代表姚堤昌暨京奉鐵路警務處科長鄭家榮、副官李榮等，深夜由天津北站乘火車赴大沽口，夜宿車內，拂曉，轉乘小火輪，駛向大沽口外北嶺丸。適遇狂風，驚濤萬頃，几經三小時，始駛近北嶺丸，我等以繩索軟梯攀登而上。總理聞訊，自臥床躍起，並邀我等與李烈鈞、戴季陶、黄昌穀、黄惠龍、馬湘等同進早餐。餐後，日本船長、機師等各携宣紙，求總理賜墨寶，總理據案揮毫，盡數十幅。
此時破冰船開冰引導，北嶺丸隨之徐徐駛進碼頭，登船歡迎者，有段祺瑞代表許世英、馮玉祥代表張之江及張作霖代表等，其他民眾立於岸上，向總理歡呼。總理登岸，乘馬車至張園行館，甫經登樓，即感腹部劇痛，面色蒼白，稍事小坐，乃立即偕汪精衛、孫科往河北曹家花園奉軍總部，訪張作霖，五時返行館，即請德醫克利博士診視，晚間各界代表在張園舉行歡迎會，總理遵醫囑不克赴會，派汪精衛代表參加，同時張作霖回拜，總理臥床未起，張即坐於榻旁，兩人縱談國事，歷兩小時之久。第二天張復設筵招待總理與隨從人員，我亦參加，席間張氏盛稱孫先生主義正確，謀國公誠，遵循其道，定能救亡圖存。張氏語簡言賅，頗有推誠合作之意。張外表文質彬彬，身材短小，佩一小劍，穿一外套，頗爲英俊。
總理在天津行館，療養四週，病勢日趨沉重，並加聘德醫聶彼、日本醫學博士管簡勇、及山東留日醫學博士癌症專家王倫，共同處方，仍毫無起色，最後乃接受醫生勸告，入北京協和醫院治療。
3. 汪精衛之行爲
汪精衛負黨政重任，總理依畀至殷，惟汪氏個性好大喜功，領袖慾太強，此時掌理機要，不免矜持。共產黨乃利用其弱點，大肆阿諛，奴顏婢膝，故示服從，囂然擁汪爲領袖，汪受跨黨份子之包圍，乃與本黨老同志意見扦格不入。凡遇李（大釗）陳（獨秀）介紹之青年（多爲SY、C
Y、C
P份子）來謁，汪即喜形於色，笑逐顏開，特別興奮。而本黨老同志來謁總理，汪反不願代爲接見，常要我出面接談。老同志專程訪汪，他又託詞拒絕，偶爾接見，又復大言炎炎，不得要領。使老同志乘興而來，敗興而歸。
汪送客後，對來客多加譏諷辱罵，笑其無能。於是本黨一般忠貞同志，咸以汪氏得新忘舊，別有私圖，積憤難平，羣起攻擊，竟有結隊準備飽汪以老拳者，總理得知，召我到榻前說：「精衛原甚精幹，惜稍涉輕浮，目前來此客地，左右乏得力之人，暫囑其主持一切。務速轉告各同志，切不可對他發生誤會，如有輕舉妄動，將貽人笑柄。」我原對汪甚爲欽佩，近見其對人態度，缺乏誠意，認爲如果此人得志，將危及本黨之前途；惟以總理諄囑，乃向各同志婉勸，故局面稍形緩和。
到北京後，我除了按時指揮侍從室龐雜事務，與代表總理答訪重要來賓外，每晚輒陪同汪精衛赴東交民巷俄國大使館舉行會議，每次開會，皆由汪親自主持，鮑羅廷、加拉罕、李守常、瞿秋白等咸來參加，經常談至夜深一兩點鐘，始返旅社。因此我看出汪與彼等另有陰謀，不免憂心忡忡，常此下去，將來真不堪設想。當時一般老同志于右任、蔡元培、丁惟汾、吳稚暉、李石曾等在鐵獅子胡同行館整理總理遺囑，尚未察覺汪的用心，毫無防範。
（待续）
*.*.*.* 2008-8-21 22:4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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